方法。通过写自传，我可以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之所以现在拿起笔来写，则和年龄有关。明年我六十岁了，所谓花甲之年，虽然我完全不感到自己竟这么老了，但遗憾的是我无法否认年龄。我想，我与其自欺欺人地回避它，不如坦然面对它。有了这样一个健康的心态，我便发现年龄成了一个契机，现在正是认真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的合适时机。

    记者您新作的副标题叫“我的心灵自传”，很耐人寻味。它让人意识到，这本书与常见的追忆往事的传记一定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国平你把妞妞称作“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么，这本书也许可以称作“为了反思的回忆”。作为自传，当然离不开对往事的追忆，但是，我希望得到更多。我的目的是自我认识，往事只是藉以自我认识的材料。之所以称为心灵自传，我在序言中作了说明“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心灵历程包括两条主线，一是智性生活，一是情感生活，二者构成了我最看重的人生价值，也大致体现了我的个性面貌。这两条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四部中，即儿时记忆、北大岁月、农村十年、走在路上，依次写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第二部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较多篇幅回忆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因为他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奠定的。

    记者在这本新作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您在书中坦率陈露自己少年时代性意识觉醒后的排解方式、两次离异等称得上是“绝对隐私”的内容。近年书市有不少描写隐私的作品引起广泛争议，您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议论

    周国平性、爱情、婚姻方面的经历往往被视为隐私，这过于笼统了。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人写自传都必须舍弃生活经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了。我不愿意这样。但是，我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我只写那些对于自我认识是必要的经历和细节，那是无法回避的。第二，尽最大可能防止对相关的人造成伤害。在写这些内容时，我自己真不觉得它们是什么隐私。比如性觉醒的风暴，哪个男孩没有经历过啊，看一看周围，又还有多少成年人没有经历过婚变就我写作时的心态来说，我真不是把它们当作隐私来写的，而是当作一种值得关注的人性现象。我把自己作为案例进行剖析，在那些写隐私的书中，有几本这样做了这倒不是我比别人勇敢，的的确确是因为我已经站得足够高，可以不把一般人眼中的隐私看作隐私了。所以，不应该笼统地说写没写隐私，关键是写什么，怎么写。自炒隐私作为卖点，或者纠缠个人恩怨，互相攻讦，我对这类行为鄙夷之极。我的书中有没有一丝一毫这种东西，严肃的读者看了自有公论。至于有些人因为心智或趣味的限制曲解了我的书，我不会去理睬。理解是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才会认真听取任何批评。

    “围城已成为我的天堂”

    记者我最近一次见到您，是在今年五月举办的桂林书市上。那天天气炎热，您在展馆外广场临时搭建的凉棚下签名售书。我看见您幼小的女儿亲昵地搂住您的脖子轻言细语那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图景。我相信每一个被妞妞打动过叹惋过的读者，都会为这其乐融融的场景感到由衷的高兴。能谈谈您现在的家庭生活吗

    周国平感谢你的善良。我现在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贤妻娇女，其乐融融。

    在妞妞离去五年后，我又做了父亲。我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我，使我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随着女儿的诞生和成长，我们的家有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核心。我又原形毕露，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恋家的男人和痴情的父亲。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啾啾九个月时，海德堡大学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说，我怎么能够和我的才几个月的女儿分离半年之久呢，如果不能全家一起来，就算了吧。于是，我们一家都受到了邀请。我们住在离举世闻名的古城堡仅一公里的山坡上，在那一片美丽的风景中度过了许多个白昼和黄昏。一到假期，我们推着童车游览世界，胖嘟嘟的啾啾先后出现在魏玛、维也纳、萨尔茨堡、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坐在国际会议的庄严讲台上演讲，会议厅门口突然传来啾啾喊爸爸的脆亮话音。当时我有点慌乱，语无伦次，幸好她妈妈带她离开了。

    从啾啾会说话开始，我和红都当上了她的秘书，辛勤地记录她的言论。当然，我是欲罢不能地要做这件事，孩子真是天生的诗人和哲人，她的奇思妙语令我无比惊喜，我从中读到了未受文化污染的人类心智的原本。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安静，每天无非是读书和写作，日子仿佛在重复，但我丝毫不觉得枯燥。

    “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

    记者许多年前，您就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即“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和文化生活的粗鄙”等做出批评，整体看来，我觉得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而阅读您的作品，却让我感觉到您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安于智性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精神定力，这种“定力”因何而来

    周国平其实很简单，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两大幸运所在。“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

    记者您的新作首印10万册，看来出版方对市场是很有信心的。当前书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少作者和出版社视“市场为王”，甚至“看市场需要”去策划选题。对此您有何评论

    周国平应该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然后争取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另一是以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为目标，决定自己写什么东西。我相信，我属于前一种情形。迄今为止，我没有为市场写过一本书。不过，我没有洁癖。写什么，怎么写，绝对要由我自己做主，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写出以后，我就衷心欢迎市场来为我服务，做我的能干的大臣。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了机会。至于出版社按照市场需要策划选题，我认为应当区别看待。这样策划出来的，有一些是好的选题，比如翻译国外正在走红而又确实有质量的书，既有益于国内读者的心智，又有经济效益，有什么不好然而，不可否认，也生产出了大量垃圾，包括畅销的垃圾，这的确是当前图书市场的大问题，受害者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把他们的阅读引导到和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正是他们本来最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其素质。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当困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努力，出版界当然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谢娟

    二十二 郭世英之死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去郭家，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不让我进去。这是很反常的，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我只好说找郭庶英，门卫打电话，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一到内院，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那一天，他匆匆回来过一趟，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随后，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又急冲冲离去。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那天她在学校里，门房告诉她，郭世英来过，在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肖肖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地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我焦急地问她，郭老为什么不出面，她说，郭老刚给周总理写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农大，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我站在他家门前按电铃，朱红色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门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摇一摇头，又把小窗关上。一个白天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傍晚，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林伯母开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年仅二十六岁。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同学听见，诬他里通外国。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并打算携肖肖远走，不幸被抓获。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试图逃跑，躲在楼道内一间厕所的隔板顶端，结果被发现，招来了更残酷的虐待。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事发后，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绽肉开。遗体于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未能见最后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已成千古疑案。关于事情真相的唯一证词来自凶手，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看守回来时，他已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的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从动机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绝命书，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不过，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所以，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