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我还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我的全部过去，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这种状态做着准备，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说到我的作品的社会意义，我想提一下我的好友邓正来写的一篇评论。正来是学界公认的成就卓著的严肃学者，多年来专注于学术，从不写学术之外的东西。可是，在读了我的南极无新闻之后，他破例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的评论，写完后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给好几人打电话朗诵。这本书是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的记录，由日记和思想札记组成。全书既记录了我在南极生活两个月的新鲜体验，字里行间又贯穿着我对活动的强烈新闻色彩的不满和抵制。正来独能从后者中看出，这本书是“一个哲学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他个人在社会眼睛盯视下的抗争实践所做的描述”，抗争方式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显然，他说的不只是这次南极之行，而是我对待社会性事物的一般方式。他抓得真准，我读了有恍然大悟之感，虽然我一向是这样做的，但自己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相信，他的这个解读也完全能用来解释我的一般散文作品之介入社会的方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7我不务正业吗

    我的书带给我的最宝贵收获之一是友谊。三年前，一个在法国长大的美丽女子捧着鲜花来访问我，跟我谈妞妞，说她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作家，思想与欧洲人接近，是人类性的，这番话使我立刻信任了她。一位可爱的女子出于喜欢而把我的作品录了音，刻成光盘，分送给许多人。她把光盘带来让我听，朗诵得真好，自然的声音，饱含真实的感情，我仿佛不是在听自己的作品，那些话语好像是从另一个灵魂中发出，并且使我感动。大洋彼岸一位女士给我发电子信，说她最欣赏我对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的“看见”和那种低调的执著，我心中叹为知音。在一次活动中，偶遇江铸久、芮乃伟围棋九段，先生把太太介绍给我，落落大方地说“她很喜欢你的书，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说。”我与这一对高智商但又极其质朴的夫妇从此成了好朋友。经常有人揶揄说，我的书独受女性青睐。大学里曾经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我的确拥有一大批热心的女读者，对此我只感到愉快，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我知道，我不只拥有女性读者，确确实实还拥有许多忠实的男性读者。前不久，一个公司老总，身材魁梧，性格粗犷，一米八几的个子开一辆大三菱，在不惑之年突然迷上了我的书，那样天真地向我坦言，他从此才开始思考人生。　　我的作品为我在专业范围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一些专业人士那里遭到了不务正业的讥评。对于我来说，凡是出自内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业。若一定要说专业才是正业，那么，我的专业是哲学，我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如果认为哲学只能有学术论著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哲学史的无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尼采甚至柏拉图就可以了。从读者的接受来说，这么多人通过我的作品领略了哲学的魅力，走近了哲学，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学事业。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羞耻心提及这个事实人们普遍把我看作中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指责这样一个哲学家不务哲学之正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丝毫不低估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踏实地做着这种工作并且取得了成绩的同行怀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愿意做所谓纯学术研究，而宁愿以我的方式把学术工作纳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体轨道。九十年代以来，我的确甚少出版学术专著，在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之后，直到1995年，为了应付与人合作的一个课题，才又花了半年时间啃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就他们的意义理论写了若干篇论文。我极其耐心地在胡塞尔的哲学迷宫里摸索，跟随他一步步探寻意义的源头，终于弄明白了迷宫的路径，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并不能通向源头的死胡同。九十年代末，我先后在瑞士sisaria和德国海德堡的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讨论一个长期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即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问题，我的观点使与会的学者们大为吃惊。我由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发现，西方哲学一旦进入中国，便往往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品格，因而不再是哲学，成了某种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说，这种情况显示了中西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

    28不是博导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书 包 网 小说上传分享

    29嫁给我，只为一句话

    1997年10月，在婚礼上，主持人问红看上了我什么，红讲了两个月前她驾车出的一次车祸，我们两人险些丧生，但我丝毫没有怪她，却说了一句箴言“小事可以互相责备，大事必须同心协力。”她说，她就是看在这句话的份上死心塌地嫁给我的。我忘记说过这句话了，当然，对出事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一天，红驾着租来的车在郊区公路上练习，我坐在副座上。车从东向西行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辆从西向东开来的摩托也到了路口，车上有一男一女，突然左拐弯，挡住了我们的路。这时候，我们的车仍在快驶，眼看要撞上摩托，我和红同时叫喊起来，我记得我喊的是“你们怎么这样”红出于本能，急忙向南拐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像只是一瞬间。车在拐弯后向路边冲去，翻滚而下。当时我能感觉到车的坠落和翻滚，知道我们完了。红后来说，她当时心中也掠过这个想法就这么完了并不感到恐惧，因为来不及。也来不及想事情会怎样结束，只知道我们必定完了。可是，翻滚突然停住了。我感觉到我在上方，红在下方，泥浆和水迅速涌进车内。我拉了一下她的手，说“别害怕。”她答应了一声。她那边一片黑暗，窗户已被堵住。我这边的窗户则是暴露的，窗半开着，而窗把手原先就已脱落，我向四周摸索，想找到把手，以便把窗摇开，却找不到。一个年轻男人的脸出现在窗前。他说“别着急，你们往后躲开点，我来踹窗玻璃。”他踹了两下，玻璃未碎。我有些慌了，处在下方的红淹在水里，我怕水会把她淹没，接下来会把我淹没，等待我们的将是窒息而死。我嘱他快些踹。他又用力踹了一下，玻璃碎了，呈碎末状一齐掉落。我松了一口气，知道我们得救了。我和红从窗口爬出，上了路面。站在公路上，现场的情况一目了然了。路边是一条水沟，约三米深，坡缓土松，这是车未受到剧烈撞击的原因。沟沿有一棵大树，如果车与树干相撞，后果不堪设想。车已底朝天陷在沟里，向一侧倾斜。水流着，约半米深，其实不会把车淹没。那个为我们踹玻璃的男人是骑自行车路过这里的，肇事者已逃之夭夭。　　我们两人都只擦破了一点皮。车严重损伤，免不了要赔偿。大难不死，我们的心情颇为轻松。红的b机被水浸坏了，我花一千多元给她买了一个汉显，作为对她的奖励。她真是身手不凡，把车开进三米深水沟，打一个滚，又使车内人基本不受伤，技艺再高的老司机也无此种本事。我感谢她给了我一个特别体验，这样的体验一辈子不会再有，比真正的爱情更加可遇而不可求。事后，红一再对人说这样的人嫁得。又对我说你这么宽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出事一样。她真傻，实际上就是没出什么事。不过，这有惊无险的一幕倒也让我们真正生死与共了一番，成了我们平静生活的浪漫序曲。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下着大雨，离预产期还有一周，红突然破水了。我刚拿到车本，只在住宅附近练过车，现在既然责无旁贷，也就顾不上害怕了，头一回驾车往城里开，穿过黑夜和暴雨，把红送进了协和医院。若干天后，天气晴朗，我从医院接回了母女俩。在妞妞离去五年后，我又做了父亲。我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我，使我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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