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接着好言劝告“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北大当然有冯友兰、朱光潜这样的有真学问的教授，但我们低年级学生没有轮上听他们的课。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即使上课，恐怕也不能自由传授自己的学识。上我们的心理学课的程乃颐是一位一级教授，一个瘦小的老头，总是用喉音讲话，边讲边打嗝。我相信他只在应付我们，在心理学课上一会儿谈论如何防治阿米巴疟疾，一会儿劝告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课老师中，我喜欢听张世英的课，他当时是讲师，教西方哲学史中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他显然对所讲题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带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讲得条理十分清楚，废话也少，内容比较厚实。课堂上废话多多乃是常规，方式则各异。那个教党史的老讲师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脱党，面对阶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他一边抚摩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这堂课说过的，也许他忘了，下堂课又会说。作为一个鲜明特色，提到毛泽东时，他从来不像当时约定俗成的那样称毛主席，总是称毛泽东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这倒不乏可爱。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他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已小有名气，又常在杂志上发表论后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课必讲后期墨家。这说明他多少还是做一点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数教员好一些。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　　教授用枯燥的语言　　讲述着枯燥的课程，　　每一种空洞的教条　　要重复讲十几分钟。　　“所谓直接推理　　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特点有这样一些。　　“特点有这样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就是直接推理。　　“我们的形式逻辑　　对于直接推理　　所要研究的就是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　　其主要作用就是　　使我们能够懂得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　　请不要把理智嘲弄，　　最有逻辑的头脑　　也会被折磨得发疯　　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　　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上课时，你可以看见许多手在不停地写，生怕漏掉老师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考试当然是必须应付的，不过我自有办法。多数课程有讲义或教科书，如果没有，我就借来同学的笔记，临考前通读一遍，列出提纲，这大约只需要两三星期的时间。我的短期记忆力很好，一般都能记住要点，顺利应试，得到好的成绩。考完当然也忘了，和别的同学殊途同归，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赢得了大量自由时间。　　哲学系低年级开自然科学基础课，第一学期是高等物理。考试前，我也是把讲义通读了一遍，列出二三十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去向老师讨教。那是一位中年男子，不久前妻子移情别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显得很憔悴，脸上刻满了皱纹。看了我的问题清单，他忽然感慨万分，用一种低沉悲凉的声调向我讲述起了他的学生时代。他说，上大学时，他和我一样，也很聪明，目空一切，不听老师讲课，现在他不行了，已经一事无成。他还说，我的确很聪明，我提的这些问题，别人提不出来，希望我的未来比他好。听着他说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内疚。他显然知道我不好好听他的课，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那间灯光暗淡的斗室。考试时，我解答得很顺手。世英坐在我旁边，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心领神会，把试卷挪近他。不过，他抄得不很高明，得了三十几分，而我得了七十几分。这个成绩在全年级是名列前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而世英的成绩还不是最低的。这件事似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多次对我说，我不应该学文科，而应该学理科。

    六 寻求内心的充实

    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理想进北大的，进来后发现，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迎接我的是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不过，在世英影响下，我的初衷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我认识到，学问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学问，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世英经常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他自身就是我的一个榜样，虽然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走入了歧途的人，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实。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　　不过，我的这个决心曾经发生了一次动摇。那是在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掀起了学雷锋的运动。有一天，我们走在校园里，他突然问我“雷锋是谁我只知道两点他是解放军；被电线杆砸死了。”我也不太清楚，把耳闻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晚上，在阅览室里，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学生，一会儿翻开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看，一会儿在一张纸上写点什么。“你看他的模样，像读拜伦的人吗”世英对我耳语。他站起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到那人身后转了一圈。走出阅览室，他对我说“我看他在写诗，想问他要来看看。可是，往那纸上一看，吓了一跳又是雷锋我们每人也写一篇关于雷锋的文章，怎么样”我答应了。　　第二天，他拿给我一叠纸。这是一组短文，我记得有这样的句子“雷锋是谁他爱过吗她是谁一根木头倒下来，他死了。”此外就是嘲笑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对学雷锋的反应。我觉得这有点儿过分。他嘲讽一切，反抗一切，但自己没有任何肯定的东西，没有一种要坚持的信仰，这样还是追求真理吗，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吗我回敬了一组短文，模仿他的嘲讽口吻，内容是批评他的。　　正在这时候，年级要举行学雷锋讨论会，团支部动员我作重点发言，我同意了。现在我分析，我之所以同意，一是对世英的倾向发生了怀疑，二也有庸俗的实际考虑，想改变自己因为与世英在一起而形成的在班上的孤立状态。夜晚，在教室的日光灯下，课桌围成一圈。以前无论上课还是开会，我和世英总是坐在一起，这天他坐得离我远远的，而几个积极分子故意坐在我周围，为我助威。轮到我发言了，我鼓起勇气，宣读准备好的稿子。我谈到个性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关系，表示要向雷锋学习，以个人服从社会。我还把教授们和雷锋比较，宣称雷锋的贡献更大。发言时，我看见世英埋头不停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我的发言是以对雷锋的慷慨赞辞结束的，大意是雷锋是雷，轰鸣的惊雷是由无数平凡的小水滴组成带电的云而引起的；雷锋是锋，锐利的锋刃是由无数平凡的金属小分子结合在一起构成的；雷锋就是以无数平凡的小事体现了他的伟大品质。现在我当然会为这些话感到羞愧，它们空洞之极，是用堆砌的辞藻表达一个当时宣传的正宗观点。然而，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在我发言前，其中一个同学写了一首赞美雷锋的诗给我看，我在纸上批道“这是诗吗简直是乱喊，既无内容，又无形式。”这时他恳切地对我说“你的发言才是真正的诗。”　　散会了，同学们簇拥着我朝宿舍走去。透过夜色，我看见世英孤零零的影子在前面走着，只有他一人，别人都离他很远，包括我。我突然感到深深的内疚，意识到自己事实上背叛了他。回到寝室，他朝我宽容地笑了一笑。　　第二天上课时，我们又坐到了一起。课间，他给我念他昨天在讨论会上写的日记“好家伙，把教授全给否了祝贺你，以前是朋友，以后呢，分手了，我不阻碍你”听着听着，我流泪了。上课铃声响了，他在一张纸片疾写，然后递给我。那是一首诗，其中写道“我是一块石头，还是一个恶魔刚刚吸干了自己的血浆，却又把毒刺伸向了那颗幼弱的心窝。”我含泪回了一首诗，大意是说，我是又一个高略德金二重人格中主角，心儿在彷徨，彷徨也难久。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个人与社会是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这使得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是二重人格；应该倾听自己的内在声音，让个性得到自由的表达。个性自由一直是世英关注的中心问题，他在北大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论冲动和不安，也是围绕这个问题的，其中说每个人都有其内在目的，表现为冲动；遭到外部压制，被掩盖起来，表现为外在目的，造成虚伪，引起不安。我读信时，他一直注视着我，脸上肌肉神经质地抽动着。下课后，他对我说“其实我没有责备你，我也并不讨厌学雷锋，别人学雷锋我支持，问题是你你学得了吗你真愿意成为雷锋吗”　　他问得有理。事实上，我内心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感觉到所身处的巨大社会现实，知道自己不适应它就没有出路。正是在这种现实感的支配下，我作了那样一个慷慨的发言。另一方面，我内心的确认为，仅仅做一个普通螺丝钉，人生未免太苍白了，我是不会真正甘心的。我仍然把独立思考和个性自由看得更珍贵，宁愿过一种虽然痛苦然而充实的生活。在此之后，我和世英更加亲近了。我这一只迷途的羔羊，一度被团支部领上正路，人家还来不及庆祝，很快又回到迷途上去了。电子书分享平台

    七 x和自由写作

    大学一年级时，上海中学的一些老同学为了保持联系，委托我办一个刊物，由我负责组稿和编辑，然后交清华的同学油印和寄发。这种油印刊物只办了一期，后来嫌麻烦，就改为手抄本，在北京、上海两地传递。世英知道了这件事，很有兴趣地向我了解具体的做法。“我们也来办一个刊物，好吗”他问我。我欣然同意，却未见下文。不久后我发现，这个刊物已经诞生，它就是x。　　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一天，世英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题为献给x。开头几句是　　你在等待什么x，x，还有x　　得到x，我就充实，　　失去x，我就空虚　　他还把孙经武的一篇短文拿给我看，内容是针对他的，说自己可不想和什么x打交道，宁肯和a、b、c、d这些小娃娃玩耍。世英显得挺生气，表示要狠狠回击。文章马上出来了，是一篇寓言，写一头大象在森林里一往无前地行进，遇到任何障碍物，它都轻松地用长鼻卷起来甩开。应他的要求，我也写了一篇，论点是无论x，还是a、b、c、d，离开s就没有意义。s是物理学中代表方向的符号，世英看后用一句话打发了我“s是虚构的，人生哪有什么目的”　　后来我明白，献给x实际上就是世英为x写的发刊词了。这份如今被视为地下文学史上的经典的手抄刊物，其实不过是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三人写了作品互相传阅而已。围绕这个刊物有一个小团体，成员除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女孩叫叶蓉青，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与孙经武关系亲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后的说法，我算一个外围。为什么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释郭说是未知数，张说是十字街头，孙说是俄文中赫鲁晓夫第一个字母。　　自此以后，张、孙经常在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张鹤慈出现得多些，他的父亲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他随父母住在北大的一个教师宿舍区。我常常看见他到寝室来找世英，然后两人一同离去。他留着长发，脸蛋小而精巧，脸色苍白，脸部的肌肉总在痉挛着，眼中射出异样的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神经质人物。孙经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