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

    “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条约、协议的记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on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为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怪责基于向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作所为对大多数人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讨论、商谈，不必相互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求变，而应努力求不变。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美国有共和、民主两党，法国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见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中共过去缺点甚多，但他显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们就应支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况来衡量今日的中共。

    这篇北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金庸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

    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但他有“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己见的精神，绝不向所谓的“多数”或“权贵”屈服。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自己这样辩解

    “我办报的主张有八个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前者是说各种意见可以发表，尽管报纸有本身立场，但应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无欲则刚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欲望，利用报纸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处，或面对政权想讨一些生意机会，便算是有不正当欲望，在处理上便不可以刚强。

    办报当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读者多，二是广告多。但坚持上述两个原则，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不是无原则的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我们对四人帮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们支持他的政策。

    确实，“文革”时的“共产党”与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旧诗所言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

    大师之作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

    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峰；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感；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是有价值的通俗小说；

    还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浪漫派小说；

    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仅仅是小说，算不上文学作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说来说去，金庸的小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像红楼梦一样好的小说，是诗歌般的小说，是写人写情写景写历史的小说，是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

    套用“金学大师”倪匡的话来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学究们、评论家们设置了许许多多概念名份，什么纯文学、通俗文学，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那些鲜活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再贴上一块块的标签。

    其实，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规范他们。莎士比亚是什么流派曹雪芹又是什么流派贝多芬、毕加索又是什么流派呢

    只有那些不入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才会宣称自己是这个“派”那个“主义”，因为他们才情空虚，学识浅薄，所以借名号来壮胆。而那些真正的大师，从来不去介意自己要被归入哪流哪派，他们只知道生命中有一股清泉要奔涌而出，他们只知道惟有文字、线条、音符、色彩才是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只知道让生命之泉去自然流淌，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地创作，再创作。

    以金庸小说而论，其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了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有讽刺鞭挞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丑陋，不乏犀利的思考与揭露；还有称颂赞美的一面，对善良的品质，侠义的情操给予充分的讴歌和褒扬。

    正如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出“淫”，才子看出“缠绵”，革命家看出“反清”鲁迅语。实在是见仁见智，说不清，道不明。所以金庸的小说若是被人安上什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