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论证了中国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第一次公开地、详尽地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第一次完整地对第二者（包括中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

    25三窑洞里的预言家（8）

    第一次正式地公开中国对行将爆的中日战争前途的预见。

    第一次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的抗战（7月18日讲，较9月中国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早两个月）。

    第一次表示：“在他（指蒋介石——笔者注）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

    第一次公开宣布：如果各党各派的抗日联合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将变成他的一部分”。

    第一次肯定，“假如同南京的联合战线成立”，现行的苏维埃法律，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部分，将被废止。

    通过斯诺向中国、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团结抗日的诚意，批驳了国内外反对派对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诬蔑，向全中国人民传播了他关于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的预……

    要知道，在做上述论断的时候，中国、苏区和他个人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日本的侵略已经使中国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集团一面用大军包围苏区和红军，一面继续与两广军阔混战不已，置日本的侵略和民族危机于不顾。中华民族前途的存与亡，牵动着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

    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盲动，全国的各路主力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敌人的围追堵截，恶劣的自然条件，使30万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十多块根据地也丧失殆尽，只剩下陕北一地了。而陕北地处西北贫瘠山区，人口不过百万，地广人稀，物产贫乏。而且外有重兵包围，内有土匪扰乱，已到了冬衣无着、粮食告急、举步维艰的地步。

    身居陋室，心驰天下，系民族安危于一身，以气吞山河的气魄纵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使远道而来的斯诺惊诧、钦佩、赞叹不已。他写道：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我暗地里常常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当时他的要求似乎比甘地想要以“爱的力量”征服英国人更为幼稚。

    他坐在那里，穿着两条裤子，他的军队只是少数装备很差的年轻人，他们在最穷困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然而他那说话的神态就像是他的党对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权威。他显得很相信这一点，而且告诉西方列强说，将来自由中国在什么况下“能够”和它们合作，在什么况下“不能”合作。爱默生说过：“每个人在他出生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毛是千真万确的人，但他依然是一种未知数。因为爱默生的下一句誓就是“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而当时看起来，毛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

    “他的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他那循序渐进的论证渐渐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现实。”，

    一晃眼，斯诺在苏区已经四个月了。就像他刚到中国时的形一样，开始时他以为他的苏区之行要不了多长时间。当周恩来为他制定了一个需时92天的旅行计划时，他还不以为然，“苏区真值得花这么长时间吗”？但很快他现和苏区向他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可能想象的新世界。

    他记了十几本笔记，同数十位红军将领和行政干部以及普通战士、农民谈了话。带来的胶卷用完了，但苏区的景象却是摄之不尽的，而且他的访问越深入，感兴趣的地方就越多。他打算在苏区继续住上一年以至几年，但是时局不允许了。

    1936年10月，蒋介石平息了陈济棠等动的“两广事变”，以“避寿”（是年蒋50岁）之名来到洛阳。平定两广的嫡系大军陆续西开，前锋已到潼关，蒋的亲信将领陈诚、顾祝同、胡宗南、钱大钧、蒋鼎文等云集洛阳，商讨“剿共”计划。蒋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全力剿灭陕北的共军，要么让开。东北军调安徽，西北军去福建，由中央军“进剿”。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率领着因镇压北平学生运动而出名的宪兵三团开到了西安，上百架轰炸机在西安机场待命，一场大战在即。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着一场抉择，和红军也将迎接这一挑战。要斯诺快走，否则东北军的通道被封锁后，就出不去了。要知道还有多少话要斯诺出去向中国和世界宣布呢？

    10月12日，斯诺怀着依依惜别的心离开保安踏上了去西安的公路。这时萦绕在斯诺心中的不仅是离别新朋友的伤感，更多的是如何使“红星普照中国”的焦虑。

    26四红星普照中国（1）

    1936年10月底，斯诺完成了他为时四个多月的探险旅程，回到北平的家中。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斯是这样描述斯诺刚回到家时的形的。

    “他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一样不馋，但是却得意洋洋——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

    “他写自己的采访纪实，我誊抄他的笔记，写图片说明。在打下那篇经典性的《自传》后，我就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埃德遗漏的地方补齐，这是无价之宝。’我们谈了又谈，一连几个钟头地谈，连着谈了好几天。他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完全崭新的文明世界。”

    的确，如尼姆所述，斯诺当时完全沉浸于对苏区之行的美好回忆之中，精神上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决定避不见客，抓紧时间把在苏区的笔记整理出来，然后再去布他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

    但是，在斯诺回到北平家中的第三天，来了个电话。打电话的是斯诺推荐给美联社的记者吉米·怀特，他打听斯诺的消息。因为在斯诺赴西北的这段时间，尼姆一直对外人说：斯诺去内蒙古旅行了。

    吉米·怀特告诉尼姆，他们接到来自西安的消息，说斯诺被处死了，美联社已在美国了电讯，现在社会上的议论已经沸沸扬扬。

    接着，美国、英国许多家报纸的编辑都打来电话，询问斯诺是否被处死了。

    斯诺只好停下写作，驱车去美国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布了他苏区之行的重要消息。

    北平的新闻界震动了，中国的新闻界震惊了，世界的新闻界轰动了。

    要知道这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亲身人红区探险者带回的消息啊！

    斯诺成了舆论界最关注的人物。

    《纽约太阳报》、《时代报》、《星期六晚邮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纷纷向斯诺约稿。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将斯诺提升为该报驻远东的席记者。《纽约太阳报》和《时代报》则为把斯诺的报道据为各自的独家新闻而争执不休。

    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他们先是断斯诺从未与人接触，所谓苏区之行不过是招摇撞骗。因为他们不可能想象在封锁得那么严密的况下，斯诺是怎样进入苏区的。当斯诺表了一些照片加以证实时，南京政府的新闻局就威胁要取消斯诺的新闻记者的特权。国民党的特务还直接找斯诺，问他是如何越过封锁线的，是不是俄国的飞机把他送入红区的。

    日本的报官员也去找斯诺，除进行恐吓威胁外，也打听斯诺是如何进入苏区的，是不是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支持？

    斯诺回答得十分巧妙。他说他是从蒙古徒步进去的。人人都办得到，你们干嘛不试试？

    ……

    这个时期，斯诺真成了大忙人，他以惊人的状态勤奋工作着。

    1936年11月12日，在斯诺回到北平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实际还应扣除稿件写成后，在邮递途中的时间，刊物采用前编辑、印刷的时间。当时斯诺写成的报道不能从北平直接，大多是派人送到大连，再转出去），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就分期刊出了斯诺写的《访问记》。文章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准确地介绍了对许多普遍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见解。上海的《大美晚报》在稍后的日子予以转载。

    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表了斯诺演讲稿《红党与西北》。

    1937年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后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

    美国的《亚洲》杂志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

    《美亚》杂志表了《中国和世界事务——和的一次谈话》。

    《新共和》刊登了斯诺的《为何要长征》等文。

    《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

    27四红星普照中国（2）

    《生活》杂志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1000美元索购斯诺在苏区拍的照片75张。

    《每日先驱报》则在头版连载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

    斯诺自己回忆，他单是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2）

    除去撰写他在苏区访问的见闻、感受和等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斯诺还参加和召集各种报告会，报告他的苏区之行。这主要有：（以下一段主要是根据王福时《西北印象记的“独家新闻”》整理的）

    ●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前文已述）。

    ●195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举行的报告会。这次报告会是由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在内的男士论坛主办的，参加者有210人。尼姆·韦尔斯回忆：“（斯诺在报告会上作的题为《红党与西北》）报告对所有听众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包括来访的传教士和外交使团人员，其重要与成功致使我们认为其每句话都可视为西北的圣经。”斯诺的这次报告甚至打动了英国使馆的老顽固阿斯普兰德博士，“会后他声如他们（指红党）真如所讲行事，则对他而，红党任何时候都可进北京。”

    ●在北平华语学校作报告。

    ●1937年1月24日，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作了为对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救国时报》和《北京纪事报》曾予以报道。

    ●在谢伟思家用一个晚上谈西北见闻。

    ●对一批汉学家和学者作了内容与在协和教会同样的报告。

    ●在北京饭店作了一次由燕京大学新闻系主持的报告会。

    ●在扶轮会作报告。

    ●1937年2月5日，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由燕大新闻学会主持召开斯诺苏区摄影展示会。

    ●同月22日，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开会，由同学转述斯诺陕北见闻.并放映斯诺拍的有关苏区的影片和幻灯片。

    斯诺的这些单篇报道和宣传活动，先是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苏区及其领袖等人的况，以及代表阐述的各项政策和外交原则，第一次客观准确地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了解；接着，这些消息又进一步反馈到中国国内，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是涉外人员和懂英文的知识分子）也第一次了解了苏区，了解了中国，了解了，特别是了解了中国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所做的种种努力；通过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和中国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和政策，又为更多的国民党官员、上层人士所知晓。更由于斯诺的这些单篇报道，基本上表于卢沟桥事变前，大多集中于西安事变后，因而对于推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一般地讲，由于斯诺的这些报道基本上是用英文写成的，或是对外国驻华人员布的（除去燕京大学的部分进步学生外），对中国国内群众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黄敬就曾设想组织人翻译斯诺的著作。当时在燕大读书的龚澎（后来做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的夫人）曾从斯诺那里借去一些手稿，翻译了若干章节，这些最早的中译稿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中传阅。

    斯诺夫妇也非常重视如何能将苏区的真相和的号召直接地、完整地传达给中国人民。他们一面写一些短篇的报道，一面紧张地赶写一部完整的报告，同时关注着对现有报道的中文翻译问题。

    斯诺的陕北之行，使他不但与的领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同人的朋友东北军领张学良有了密切的来往。众所周知，斯诺出入苏区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完成的，斯诺因而把张也作为朋友，双方过往从密。其中张学良方面同斯诺打交道最多的，当推张学良的重要文职助手、东北大学代校长（校长由张学良兼）王卓然先生。王先生的儿子王福时当时是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生后，在北平秘密出版油印小报《公理报》，报道事变真相。他经常出入斯诺夫妇家传递消息。

    28四红星普照中国（3）

    1937年初春，王福时主持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翻译斯诺有关苏区的各篇报道，准备汇集成书。斯诺夫妇把中国人民的同倾注到这一本有关真相的书的出版上。据王福时老人回忆，斯诺夫妇“把后来在欧美成为热门畅销书的书稿无偿又贴钱地提供给我”。因为他们深知把从陕北带回来的信息传达给中国人民，以“唤醒”他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该书第一篇是《毛施会见记》，共60多页。这是现存的记述与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数十次谈话的最原始的文字记录。

    第二篇是《红党与西北》，即前文提到的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的讲演稿（一译作“红军与西北”）。

    第三篇是根据斯诺已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上表的13篇稿子翻译的，题为《红旗下的中国》，后来它构成《红星照耀中国》的主体部分。

    第四、五、六篇是根据《亚细亚》杂志上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3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

    第七篇是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值得注意的是，此篇是在与史沫特莱谈话的当月，就被翻译表的。这较1937年6月13日巴黎《救国时报》刊载此文，早了三个月。它虽然不是斯诺记述的谈话记录，但却是在3月10日亲自托人交给斯诺，请他收阅，“并为宣播”。这使得对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2月份生的“二二”事件（枪杀王以哲）的评述，在3月份即被国统区的人民所了解。也不失为一篇“独家新闻”。

    该书的最后一篇即第八篇，是陈云署名“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主要记载红军长征的况。1936年3月，该文曾在在巴黎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7月，在莫斯科出版过单订本，1937年7月30日的《救国时报》也曾全文刊载。这里作为附录收入，在国内也是次表。

    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以及的《七律长征》。据查这也是次表，它与现在流行的《长征》诗，略有不同，现录以备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抬悬岩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全书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译完成，编译者为它起了个颇有趣味的名字《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7年3月，该书由北平的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出版。

    第一版印了5000册，很快就被销光。此后出现了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是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参加此书编译工作的李放说，1938年6月他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一个小书摊上就现在出售此书。可见，在抗战爆前和抗战初期，此书曾风行全国。

    斯诺本人称赞此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的真实况”（7）。尼姆·韦尔斯则形容此书“像一击闪电，它唤醒了人民”（8）。的确，此书的汇集翻译出版，早于《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四个月、比1938年2月复社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则早了差不多整一年。它虽然在内容上不如后来《红星照耀中国》那样全面，文字翻译也不如后来《西行漫记》那样流畅，但是在时间上，它直接配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速展的形势，对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出版的第二个月，即1937年4月，该书的总编译王福时陪同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5月15日，接见了尼姆和王福时，王将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一支张学良送给他父亲王卓然的手枪赠给。成为该书最早的读者。前文述及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就曾引用过这本书的有关记述。

    29四红星普照中国（4）

    帮助编译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斯诺报道和传播他苏区见闻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斯诺宣传他苏区之行最重要的活动则是写作和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7月，伴着卢沟桥上空隆隆的炮声，斯诺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红星”一出，立刻便风行世界。

    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几周就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就销售了5版，被誉为“真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书出后，一月内就售出12000册，并连印数次，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

    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以及印地语方等近20种文字出版，驰誉全球。

    从国家总统、外交官到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基督徒，从工农群众、游击队员、青年学生到学者、教师、演员，《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赢得了亿万的读者。这里引录几段国外对该书的评论，或许可窥见《红星照耀中国》风行全球盛况之一斑。

    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斯诺的《西行漫记》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次刻画了的著名人物，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红星照耀中国》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10）

    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因著有《大地》，而被国际上誉为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之前，最了解中国的作家。她在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之后，也不由地赞叹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番茄记述的每一页都富有意义。”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2月召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过《红星照耀中国》。据说他因看过《红星照耀中国》而成了“斯诺迷”，曾亲自推销过斯诺的著作。其后，罗斯福还曾两次召见斯诺，斯诺对及其领袖的介绍，使这位总统早在四十年代就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与中国将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一陛。

    在亚洲，印度的许多青年学生以“红星”作为思想武器动广大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身殉职的柯棣华大夫就是受“红星”的启示来华支援中国革命斗争的。在缅甸，德钦族游击队还专门以“红星”作为开展农村游击战的指导。同样，在马来亚丛林中，在印尼的群岛间，游击战士从“红星”中汲取精神力量，学习了战术方法。

    日本的著名学者河上肇为能借到“红星”这部“奇书”的英文原版而欣喜无比，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衰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取些力量，至为喜悦。”他满怀激地赋诗曰：“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萧萧五载前，如今得把奇书坐，尽日魄飞万里天。”他深信，经过十年内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英雄红军，将是日本侵略军所难以战胜的。

    斯诺本人也未曾料到“红星”在世界上竟能获得如此的成功。1943年斯诺在苏联采访三名参加反纳粹游击队的女战士，当他们被询问怎样学会与纳粹分子战斗时，她们答道：“我们从一都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里得到一些主意”，“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当然，她们丝毫不知道，自己面对着的正是撰写“红星”的著名记者和作家。但是，她们的话却使斯诺大为感动。是什么使“红星”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30四红星普照中国（5）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面临战争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这样，它就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三s”研究会（现为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刘力群认为，除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需要外，澄清中国苏区之秘，解除国内外对中国苏区真相的疑惑也是“红星”能在国际上获得巨大声誉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伯纳德·托马斯在他的《论斯诺成功的一些因素》-文中，则更多地从斯诺的思想、写作技巧、求实精神等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斯诺本人的解释是：“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了。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那种热。——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几十年以后，1968年费正清在“红星”新版序中再次肯定，该书第一次报告了及其同事的生平，是一大特色。“尤其至今中国国内尚无完整的传记时的况下，其意义就更是如此。”

    以上只是《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外风行盛况之一斑。“红星”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当然最主要地是体现在中国国内。

    《红星照耀中国》的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中译本，是1938年2月“复社”印刷行的《西行漫记》。

    著名的复社版《西行漫记》是在胡愈之组织筹划和地下党支持下，于1938年2月10日在上海孤岛问世的。据胡愈之回忆，当他从斯诺手里借到刚从伦敦航空寄来的戈兰茨公司10月所出“红星”英文版样书时，阅读后异常欣喜。为慎重起见，他曾找上海临时办事处刘少文，了解此书写作背景与有关况。因为当时，尽管斯诺已写了不少文章介绍他的苏区之行和与的会面，但远处被日本军队包围着的上海租界里的文化界人士，并不了解真。在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便在抗日救亡人士所组织的定期集会——“星期二座谈会”上提出翻译出版。经协商讨论决定由参加座谈的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体动手、分别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出版资金通过每人捐款及利用社会关系征集读者预约金，并组织一些义务劳动等筹集起来。由于大家的齐心协力，从1937年12月开始翻译到1938年2月出书，仅用了短短的一个多月，其工作效率之高，出版速度之快，装帧设计之精，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从1935年7月开始，进行过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旅行游记，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些信息以及在西北地区的一些传闻，后来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书出版。所以明眼人一百~万\小!说名《西行漫记》，就会十分自然地联想到这是一部与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

    复社在翻译出版《西行漫记》中，得到了斯诺的热支持。他不但无偿提供原版书，而且对原著的文字做了稍许增删，并为中译本作序，深地预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31四红星普照中国（6）

    复社《西行漫记》出版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最猖獗之时。继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占我平津，华北大片沦亡之后；8月13日，又从上海起进攻，淞沪一战击溃了蒋介石调集的60万大军，接着，上海失守。12月13日，国民政府都南京沦陷，日寇在半个月间屠杀南京居民达30余万。蒋介石政府先是迁都武汉，接着，又宣布迁都重庆，并派人考察西安的交通、地理条件，准备下一步的退路。汪精卫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抵抗亡国论”。中国的前途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中国和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先是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痛歼日军，接着，聂荣臻在五台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

    在这种形势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复社翻译出版了。它向全中国人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初版一问世，顷刻售罄，接着印了二版、三版、四版……它不胫而走，轰动了国内和国外的华侨聚集地。各地的翻印本、油印本、抽印本也如雨后舂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斯诺有关其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包括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多达五六十种。在沦陷区和国统区，许多青年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或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携带《西行漫记》，历尽艰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先是北平受一二九运动洗礼的青年，继之是倍受家乡沦亡流离之苦的东北学生，随之是全国各地不堪目睹亡国惨状和不甘忍受蒋介石暴虐统治的人们，甚至是侨居异国的爱国华侨……从学生到教授，从军人到普通市民、职员、工人……或是身无分文，或是富甲天下，都怀着满腔的爱国赤诚，一批批长途跋涉向西北的“红星”走去。

    蒋介石散布的种种谣迷雾已被“红星”的光芒照得烟消云散，成了无稽之谈；胡宗南30万大军的封锁线，挡住了来往苏区的商贩，但却难拦住投奔光明的青年；“干训队”的诱惑、“集中营”的威胁，在苏区的强大磁场面前变得那样软弱无力。是什么使苏区、使对青年们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向心力？是抗日救亡的政策，是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战胜一切的自信心，是斯诺笔下的一切新事物……

    在纪念《西行漫记》行50周年的时候，上海市党史工作委员会，请了25位老同志座谈《西行漫记》对他们当年投身革命的影响。

    在上海“孤岛”日特汉j的白色恐怖下，学校的同学们，连夜传看《西行漫记》，一本书被拆成几个部分。

    新被接收为中国党员的同志，当被通知某时去某地接组织关系，接头的暗号是带一本红封面的《西行漫记》。

    日军占领租界前，受命转移，扔掉了一切财物，但却台不得丢掉那本引导自己参加革命的《西行漫记》。

    满怀爱国热的学生，原以为蒋委员长是领导他们抵抗日寇的当然领袖，在墙报上画下蒋委员长高举指挥刀，领导他们抗日的画面。看了《西行漫记》之后，才知道“共匪”、“朱毛”，原来都是现代的英雄，而蒋介石抗日是在革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的。

    原上海地下党委书记肖英回忆说：“读这本书使我从理论上进到形象上，具体清晰地见到了人，如临其境，见到了让人尊敬、信赖、热爱的人、革命领袖和无数革命战士、英雄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多么艰难而又伟大的事业，要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和光明？找到了、就在这里找到了。看得见，摸得着，不再是抽象的了。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不再苦闷彷徨了，就像孩子知道了母亲所在的方向，思想感来了一个飞跃，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党。”

    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南京路上的王孝和烈士，最初就是看了《西行漫记》，受其感染，参加了革命。

    牺牲在盐城根据地的龚志奋烈士，也是在《西行漫记》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

    32四红星普照中国（7）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写到：“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掖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一座城市，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假设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这也许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

    斯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时刻，在人们普遍地悲愤、沮丧的时候，大胆地预“红星将照耀中国”，使中外人民燃起了希望，鼓舞起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以至各种抽印本，都把宣传介绍及其思想放在中心地位。

    前文已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8篇，300页，其中，专门介绍行的占3篇，90页；《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初版）全书12篇，除去第1和第12篇讲的是苏区之行以外的事，在其余10篇中，专门介绍本人或根据口述材料写成达3篇半。即第3篇、第4篇和第11篇中的几个问题。除去这些集中的描写报道外，书中其他篇节写到的况也非常普遍，甚至在介绍其他红军领导人时，也总习惯于用做对比。他称为“苏维埃掌权人物”、“台柱子”……

    在斯诺笔下，的形象是和蔼、可亲、可敬、精明、干练的。1937年3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斯诺这样写道：“不要以为是中国的救（世）主，这是瞎话。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中国的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认的，你在他身上要感觉到一种确定命运的力量。它不是某种过激和华润的东西，而是一种坚强的基本的活力。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滋长到不可测摸的程度，那就是他综合地表现了千百万中国人的急切的要求，特别是农民的。这些农民是贫穷困苦，营养不足，被人剥削，目不识丁的，可是他们却温柔和善，宽宏大量，勇猛惊人，而且现在是很有反抗精神的人类。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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