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中国人民中占大多数。假如这些要求和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振兴中国的动力的话，那么，在这种深阔庄重意义下，确有成为中国伟人的可能。”

    或许正是由于斯诺对第一次，并且是成功的描写，使《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获得了经久不衰的魅力。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复社的《西行漫记》出版之间，还有一种斯诺陕北之行著作的中译本曾经广泛流行，那就是根据斯诺在《亚洲》（si）杂志第37卷第7号至第10号连载的文章翻译的《自传》。目前见到的最早印行的一个本子，是由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3日出版。该书的正文分四章，第一章，少年时代；第二章，修学时代；第三章，红军怎样产生；第四章，从“围剿”到长征。全书共3万余字，记述了从出生到1935年长征到陕北期间的经历。该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抗日联合战线》、《论抗战必胜》、以及、朱德等红军将领联名致蒋介石一致抗战的电文。该书的正文前印有1937年7月13日的题词手迹：“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另有在红军大学演讲时的照片，以及与其夫人贺子珍的合影。

    从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上可以看到，在这个译本的《自传》出版前后，还有多种其他译者翻译和别的出版机构出版的《自传》问世。比如，汪衡翻译、由上海文摘社于1937年11月印行，当月就又印了第二版；张洛甫译、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平凡译、战时文化书局1937年版，张宗泽译、延安文明书店1937年10月再版；以及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版；毕正译、新建出版社版；丁洛译、上海三友图书公司版等。此外，上海进步图书馆于1937年n月5日还出版了斯诺原著、白华编译的《印象记》一书，收有斯诺写的印象记33则，其中若干有关生平的史实，是前述的《自传》和《西行漫记》中所没有的。总之，在尚处于在野和非法地位的况下，能有如此众多的《自传》和斯诺记述其陕北之行的著作中译本出版，不仅热销一时，而且长久不衰，其积极意义自不待。

    33四红星普照中国（8）

    在复社版《西行漫记》问世的40年后，1979年12月，中国大陆又推出了两种有关斯诺陕北苏区之行的译著。一是由董乐山翻译、三联书店重新出版的《西行漫记》。这个译本，不仅补上了复社版所缺的第十一篇，而且文字流畅，富有文采，居然印行了165万册，是流行最广的一个译本。二是当年为和斯诺谈话做翻译的吴黎平重新翻译整理的《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黎平鉴于“斯诺根据同志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而当年由黄华（当时叫王汝梅）翻译为中文、并经仔细审阅的记录稿和他本人当时记的东西，“都找不到了”，或“荡然无存”这一况，根据自己的记忆，重新翻译和校正了这部分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吴黎平先把译稿印了几百份征求相关人士的意见，特别是他还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一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帮助。该机构指定由胡绳主持，黄允升、高风和叶志如等参加，结合其他档案资料，对译稿中的人名、地点、时间和史实进行了认真的校订。虽然还不能说吴黎平的这本译著也“是口述并亲笔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重新出版汪衡译、原上海文摘社版《自传》封底所载内容介绍），但不能不承认，它是同类译著中最准确、最权威的一个译本。

    此后，关于斯诺1936年陕北之行有关著作的中译本，又出版了多种。主要是：董乐山译、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即《斯诺文集》第二卷）；李方准和梁民译、1992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依据1977最新英文本翻译的）；1993年2月，人民出版杜在吴黎平《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的基础上，又收录了1939年、1960年和1970年与斯诺的三次谈话，出版的《自述》；稍后，该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1999年9月，译林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播火者译丛”中的《胡愈之译文集》里，重新收录出版了复社版《西行漫记》的第五版；2001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汪衡译、原上海文摘社出版的《自传》。

    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的陕北之行，他与及其他中国人的一次历史性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和光焰，是如此绚丽，又如此具有生命力。它穿越时空，六十多年来照耀和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表明的那样，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着中国。

    34五中国红区探访热（1）

    斯诺在中国西北苏区的成功探险，轰动了世界。许多外国记者都试图赶上和超过斯诺的成就。透过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的报道大大刺激了这些记者的好奇心，他们乐于冒这个使中国政府不愉快的风险。一批像斯诺那样的“冲破封锁的冒险者”，在从西安事变到1937年夏这段国共关系不够明朗的时期里，寻找时机奔赴延安。

    1937年1月12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搭上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卡车。是在史沫特莱抵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就会见了她。后来他与她的这次谈话的整理稿，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在1937年3月16日、19日、23日、26日、29日和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连载。3月10日，又将此稿托别人捎给斯诺，斯诺转给王福时，很快又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表。史沫特莱从1月一直逗留到9月，其间，她先后拜见了、朱德等几乎所有的领导，后来写下了《伟大的道路》和《中国战歌》等不朽之作。

    此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托·基恩于1937年春天悄悄地溜过西安的边界哨卡，并在延安逗留了十天。他在会见之后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逸群的卓越人物。维克托·基恩同时对政府教育方面的纲领感到惊异，同时还吃惊地现在这个红色都竟然看不到乞丐。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对理想的献身精神，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他之后不久，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厄尔·h·利夫也到了延安。他被那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率的谈吐和民主的作风所深深地吸引。他认为：“决非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虽然他在那仅逗留一天.就使他改变了中国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他写道：人令人愉快地不拘礼节，他们奉行的是所有人不论男女、职务高低完全平等的原则。“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知识要学，不允许懒汉存在，但是也有足够的机会去玩”。

    同厄尔·h·利夫同行的是著名的人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她在延安逗留了相当一段时间。由于王炳南的关系，同王安娜的谈话更放得开些，除了统一战线、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之外，还谈到哲学问题，甚至还谈到是德国人种好还是中国人种更优秀的问题（在开玩笑时）。这些谈话有的是同王安娜前后脚来到延安另外的外国朋友一起谈的。给这位德国妇女的印象是：他的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具有一种难以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番茄的人物。

    1937年6月21日，一个五人小组来到延安。他们乘坐一辆破旧的雪佛兰汽车一路艰辛，到达延安时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他们中的3位，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的专家t··毕森、菲利普·j·贾菲和美国《太平洋事物》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都是斯诺的好友，同时也都是美国《亚洲》杂志编辑部的成员（贾菲为该杂志的主编）。其他两人是贾菲夫人和受雇开车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卡尔·埃弗雷姆·希尔。他们在那里逗留的三天是一种旋风似的活动。“重要的红军领袖都在那里，一连串的采访、讨论，晚饭和午饭时的谈话、参观访问、摆姿式照相。”、朱德和周恩来用了许多时间同这些贵宾交谈。6月24日，这些外国人带着对所见所闻的美好印象踏上了归途。他们回去后，对目前同外敌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他们本人赢得了很多的荣誉。其中，1941年6月，拉铁摩尔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1942年，他又被任命为美国战略报局顾问；1944年，他再次由罗斯福推荐，担任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期间的顾问。这就使得当年同他们的交往，实际超出了民间外交的范畴。他们对及其领袖的直接交往，他们对有关政策的切身体会，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5五中国红区探访热（2）

    在斯诺之后，“七七”抗战爆以前，先后有五批外国朋友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苏区采访。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的苏区之行，因为她的延安之行，是由亲自批准的。

    正当斯诺在国内外著书撰文，广泛宣传他苏区之行的时候，则在为时局的急剧变化而苦心积虑。

    送走斯诺后不久，生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的壮举，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是杀蒋，还是放蒋，议论纷纷。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说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军阀张学良反苏、的行为。斯诺对苏联的判断感到惊讶，和他的战友们对苏联的说法也是不满的。毅然做出决断，捐弃前嫌，说服张、杨二将军，释放蒋介石，把西安事变化成引导全民族走上合作抗战的开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了国内政局的根本变化。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起草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重申他对斯诺已阐述过的“四项要求五项保证”。国共合作已成定局。

    关注和引导着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展。他苦心积虑思索对蒋介石的谈判。八路军应该编成几个师，南方八省游击队如何集中，苏区政府由谁领导，抗战军事如何进行……

    心系西北，心系着被马鸿逵等围困着的西路军。西路军的战斗指挥应该集中兵力？张学良的于学忠部能否支援？苏联可能从新疆给予帮助吗？蒋介石肯定是坐视西路军被歼而不顾了，应该早日组织援西军……

    思虑着红军的团结和根据地的巩固……

    注视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升级……

    考虑的是如何动民众，一致抗日……

    思虑着千件万件事，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是，他没有忽略斯诺在为、在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每件事。从《救国时报》上斯诺的文章，到燕京大学学生讲述的斯诺所作的报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他看过不止一遍；《西行漫记》他是让别人从千里之外的上海买的红皮精装的复社初版。他被斯诺的友所打动。

    他怎么向斯诺表示自己的心呢？1937年3月10日，他亲笔致书斯诺：斯洛（诺）先生：

    自从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此问健康！

    三月十日于延安

    寥寥数语，既表达了朋友的思念和感谢，更寄托了无比的信任和希望。斯诺收到信后有何感想，因为他没记述，后人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只知道随信一并捎去的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被收入当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几十年以后负责编译这本书的王福时老人自己也纳闷，的这篇谈话怎么这样快就转到他的手中，以至不敢相信是不是斯诺交给他的。

    我们只知道，在收到这封信的一个月后，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上路了，她也要去陕北看看。这一举动有多少成分取决于尼姆的勇敢，有多少成分来自斯诺的鼓励，我们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斯诺逝世后的遗物里有这封信。40年的辗转奔波、欧亚的战火纷扰，斯诺丢掉了不知多少书籍财物，但这封信他珍藏着。

    “我们都感谢你的”。的话使斯诺激动不已，想想看在自己的报道中有什么遗漏，该说的话太多：只可惜上次逗留的时间太短。尼姆要去陕北，一定要嘱托她多记多看，写《红星照耀中国》时有用。

    1937年4月中旬，尼姆·韦尔斯由王福时等陪同由北平动身，赴陕北。

    关于尼姆这次去陕北路途上的历险经过，她自己在《续西行漫记》、《我在中国的岁月》和《新西行漫记》等书中曾有精彩的描述，这里不再多说。

    但是，当她到西安时有这样一件事，却不能不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杨虎城也被排挤出国，西安落入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等的控制之中。尼姆一到西安，就被国民党特务盯得死死的，无法脱身。她只好设法通知了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前身）。是时，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许多问题争执不下，方面一般不愿为一些小事让国民党找到口实。故办事处的同志未敢贸然答应，只好向延安电报告：

    36五中国红区探访热（3）

    有一美国记者夫人要赴延安采访，同意与否，请示。

    电报传到手，他立即想到可能是斯诺夫人。他回电询问是哪位美国记者夫人，当得知确是斯诺夫人时，访问成行。

    和其他几位来访的外国朋友不同，海伦·斯诺1937年5月到延安是有备而来，是要解决斯诺采访苏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正忙于筹备召开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当天就到海伦-斯诺的驻地去看望，并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但没有马上回答她所列的那长长的问题单子。直到5月14日夜，才和她及其同伴王福时（当时叫王爱华）做彻夜长谈，回答了她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向她指出：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和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息，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在何时何地。我们提出的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战力量，而今天所做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在海伦·斯诺后来写的《续西行漫记》、《旅华岁月》和《红色中国内幕》等书中，并没有记载与的这次谈话。这次谈话先刊载于北平地下党办的《人民之友》上，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后转载于1937年8月20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些是根据1988年9月7日访问当年为和海伦·斯诺现场做翻译的王福时的录音，才最后确定是与海伦的谈话。

    与海伦的第二次比较系统的谈话是7月4日，主要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展开的。指出：“要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必须先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的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形式。然而封建的小商品经济居统治地位，其主要基础为农村经济。我所谓的小商品经济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前的自给自足经济，它起源于人类历史上最落后的时期，当时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消费，而不是为了销售商品。

    “然而中国又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否认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是错误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由以下三种成分构成：（一）私人资本，（二）官僚资本，（三）帝国主义资本。这三种成分台而构成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和中国的封建经济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分布在各大城市和交通运输、工业、矿业等部门。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官僚资本不可能进一步展，因此，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许多生产部门，帝国主义资本超过中国资本。甚至在官僚资本经营的铁路和各工业部门，其资本也来源于帝国主义。此外，中国的关税也受帝国主义控制。根据上述分析，中国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受制于帝国主义。封建经济形式的存在也同样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展。

    “就整体而，封建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就展资本主义而，殖民地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殖民地经济决定了中国和帝国主义以及私人资本的政治关系和其他关系的性质，例如关税受其操纵等等。”

    37五中国红区探访热（4）

    在逐次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向海伦指出：“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社会既具有这些特点，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也不难确定：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接着，在批驳了那种否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观点以后，进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他认为：“中国人民要进行长期斗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些任务一旦完成，就必然为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然而我们同时认为中国革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下面来谈谈我们的论据。…我们先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一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民族资产阶级也可能参加革命，而在另一时期，他们又可能动摇。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时是革命的敌人，有时又不是敌人。”

    “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什么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呢？为什么中国革命有别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呢？其理由是中国是个半封建国家，相对来说，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因为垄断中国大工业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操纵的大工业的工人，再加上国营、私营工业的工人，其力量大大超过软弱的资产阶级，足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中国有二百多万工人阶级；尽管就全国人口而论，人数不多，但是和资产阶级相比，是一支占优势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其革命性最为坚决。此外，中国无产阶级还受世界革命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展的影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志。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熟了，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示其力量。中国也是在这一时刻创建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和虽则人数很少，然而，却是独一无二的一支最有战斗精神、最坚强的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得天独厚，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革命同盟军：农民。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由于他们身受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其革命性十分坚定。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其劳动所得，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用以交纳地租，高利贷的利率高达三十至一百。农民每生产一百担粮食，必须向地主交纳五十担甚至一百担。农民如不得已向高利贷者借款，要付百分之三十至一百的利息。农民的要求是耕者有其田，废除帝国主义的剥削。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坚决斗争，才能解决。因此，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强大、坚定的同盟军。

    “革命的第三支动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学生、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商贩和许多自由职业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有其特殊性。他们既可以成为革命的敌人，又可以成为革命的一股力量。他们有时支持革命，有时又动摇，投靠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他们有时站在地主阶级一边，有时又站在小资产阶级一边。其原因是这个阶级中的许多人既是资本家，又是买办和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买办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都自己拥有资本，但是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资本和土地有特殊的关系。我们把他们中间主要附属于帝国主义资本或土地的人，划为买办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他们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

    “当前的南京政府是地主、资本家、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

    “一旦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占领中国，地主和买办的切身利益将受其直接威胁。出现这种况时，他们中间除了利益不受侵略影响的人，或者和侵略者有共同利益的人，其他人可能不会反对反帝斗争；在紧要关头，可能支持革命斗争。

    38五中国红区探访热（5）

    “以上况充分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性的——除汉j外，包括全体中国人。这就是民族阵线有别于‘人民阵线’的特点。统一战线的另一特点是：它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倡议成立的；今后的展趋势，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善统一战线的组织，完成它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是中国唯一自觉的和起决定作用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这一使命。”

    在最后总结道：“鉴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特点，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民主革命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后，这个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胜利结束。我们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里我们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与海伦·斯诺当年的这段谈话，是因为这段内容是继1925年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来，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所作的又一次深入系统的分析。谈话阐明了他和中国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动力、中国革命前途，以及中国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性认识和主张。其意义不仅在于将这些主张传播出去，达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争取国际上和国内有识之士的同与支持，而且对澄清党内外在理论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教育和团结广大群众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研究和思想的角度看，这篇谈话也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与海伦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紧迫性。8月13日，他在百忙之中又一次接受她的采访。他先把一份中国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海伦，请她广为传播。在谈到这个纲领时说，为了避免引起软弱的、被吓破胆的国民党官员的抵制，十大纲领回避了经济要求，甚至连简单的民众经济动员也未提出来，主要宗旨是给人民以爱国行动的自由和武装自己的自由。认为，如果南京政府愿意合作，十项最起码的救国纲领得以实现，“我们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不合作，中国就会灭亡！”他的话引起了海伦的共鸣，她在同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全民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其中的一条办法就是讲“民主”。

    这次谈话中海伦提出要离开延安到前线去进行采访，于8月19日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问题请为解决。”这封信当时并没有用上，10月17日海伦从延安离开，后在西安碰上了她的丈夫斯诺，他们坐火车去了青岛，未能去前线。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作为贵宾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招待会上，海伦在时隔42年后才把的这封亲笔信交给邓小平。

    说到尼姆，我们不由地想多说几句。古人说：“伟人背后，必有默默无闻，未被颂扬的伟大女性。”尼姆就是一位这样的女性。

    斯诺在与尼姆离异多年之后，依然坦率地写道：“在亚洲生活的几年间，她是我忠诚的合作者、伴侣和评论者。”

    尼姆原名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名字。1907年9月21日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律师家庭。1931年到中国上海，在那里的美国总领事馆当秘书。就在这时，她与斯诺相识，1932年圣诞节他们在日本结婚。后定居北平。

    尼姆性格坚毅，非常有主见。在北京期间，她接触了大量的进步学生，经常把中国青年一时还不易看到的材料，提供给学生，并向进步学生提供开会场所，提出建议。不少地下党员，如黄敬、姚依林、龚澎、黄华等都是她的好友。一二九运动时，她和斯诺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还拍了不少照片。尼姆自己回忆说：“我差不多把整个时间全用于支持学生运动上了。我把新闻稿定好后，就骑车带了我们那条白狗戈壁去送给外国记者们。埃德和我尽量利用外国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来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全都靠我一个人打字，要打许多份。可累死啦！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我写了一本《1935年—36年的中国学生运动》。”

    39五中国红区探访热（6）

    斯诺的陕北之行以及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也凝聚着尼姆的心血和汗水。

    斯诺下决心去陕北冒险，得力于尼姆的推动，当斯诺还有些犹豫舍弃不下一帆风顺的事业和生活时，尼姆说：“绝对没错！无论如何，你必须去一趟。”“如果我能去，我会跟你一同去的。”以后一段日子，斯诺开始接种各种疫苗（盛传西北流行各种传染病），尼姆则忙着购买物品，编写和清打采访提纲。

    斯诺一去，数月无音信。尼姆虽然心急如焚，但她倒是希望斯诺能够呆得久一些，采访到精彩的材料。1936年9月，她收到斯诺的来信：“我多么希望你在这儿，共同分享我的经历啊！”然而，当她10月初到达西安，准备去陕北同久别的丈夫相会，一起工作的时候，驻张学良处代表刘鼎劝她立即离开西安，主要是以防招致对斯诺的注意。如果斯诺被现，就会眼睁睁失掉他拍摄的胶卷和采访笔记。尼姆顾全大局，很快便返回北平。

    斯诺从陕北回来后，正沉浸于胜利的喜悦时，尼姆突然想起斯诺胶卷的重要性，她立即带着胶卷，乘上黄包车，到照相馆去了。一同带去的还有在保安亲手交给斯诺的那些旧照片，她打算翻拍。在这些照片里，每顶破烂的红军军帽上面的红星都清晰可辨。尼姆提心吊胆，唯恐胶卷在阿东照相馆“丢失”，她希望冲胶卷的人不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就好了。庆幸的是不仅没有“丢”，而且冲洗效果非常好。

    在斯诺回家后的六个星期里，尼姆全力以赴，整理斯诺采访回来的资料。她对着照片，辨认所有那些人名字和面容，并根据斯诺零乱的笔记，坐下来撰写大段大段的传记性标题。为了使斯诺能够在盔甲厂13号小屋内安静地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尼姆承担了斯诺写作之外的一切事务。她照料他所有邮件，接待来访宾客，免费分送斯诺的几篇西北访问记和一些照片。前文所提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几篇主要稿子，都是经尼姆抄清、核定送交王福时的。她后来在致王福时的信中指出：“我们倾全力使它尽快出版，而你就把中译本突击出来了。这是一次真正的中美合作。”

    1937年4月，尼姆在协助斯诺创办了《民主》杂志（英文）之后，离开北平，去延安搜集斯诺前一年未及采访的所有红军领导人的况。这包括斯诺走后才长征到达陕北的朱德、贺龙、徐向前及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况。她在延安（1937年1月，和中央由保安迁往延安）等地呆了四个月，会见了包括在内的许多人，提出了数以千计的问题，并写了34个人物小传。后来，她根据这次采访的材料，定成了《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3本书。

    斯诺对尼姆的延安之行，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他要求尼姆“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只要能拍摄，什么照片都要”。他建议尼姆抛砖引玉，设法引起的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写成对话的形式。

    尼姆把斯诺急需的材料及时转给他。6月13日，她托从延安回北平的王福时，给斯诺捎回她拍摄的14盒胶卷及其他材料，并提醒斯诺“注意保存”。

    五十年来，当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恐怕极少有人知道该书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是由海伦·斯诺提供的；书中几十幅珍贵的照片，其中十多幅为海伦·斯诺所拍摄。所以确切地讲，《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是斯诺一次旅行的成果，而是斯诺夫妇两次旅行的产物。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过程中，尼姆和斯诺有过很多争论，包括全书节，也有过不同的意见。

    斯诺要妻子把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为他的书做些摘要。他准备用自己的话，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写一下，尼姆惊呆了，当即提出异议：“可这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生平材料，要成为斯诺著作的心脏，成为脊梁。它以完美的形式，展示的整个背景。她认为不应改动原材料，而应该使用向他讲述时的原话。“为什么呢？这就像在弗治谷请乔治·华盛顿讲革命的故事一样。”

    40五中国红区探访热（7）

    斯诺认为不能把一大堆难以理解的东西塞进书里，那要毁掉这本书的销路。在尼姆整理他的笔记时，斯诺吩咐她删掉所有那些人名、地名和部队名称。然而，尼姆在抄写时却一个也不删掉，她认为：“这是运动的内部秘史，尽管它有可能使某些潜在的读者感到厌倦”，但“这会使该书在年复一年的未来，具有经久不衰的永久价值”。

    斯诺总是不慌不忙，漫不经心，而尼姆却谨慎细心，考虑周到。他们的分工是斯诺挣钱，尼姆负责其余的一切事，包括鼓励他旅行和写作。尼姆热好动，斯诺却比较务实，二人性格都很要强、都很有主见，因而也不时有激烈的争吵。这种现象从他们结婚到离异从未间断过。

    他们最终在1949年离异了。几十年后，尼姆这样回忆他们在中国的这一段工作和生活：

    “我想起了那两位20多岁的青年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要求于人的，甚至连相互要求对方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们给予的又是那样的多，却从来不向他人诉说，甚至相互之间也从不谈论这些事。这是一段比1949年离婚的结局更完满的经历，然而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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