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由于电厂遭袭，影响了工厂生产，投机资本又开始暴炒纱布。而且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1950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事先就调集资金，抢购和囤积物资，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大赚一把。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4次物价风波。

    对物价波动，陈云已经预为之计。

    经过紧张的调运，国营贸易部门有了稳住阵脚的实力。春节后开市第一天国营公司挂出牌价和春节前一样，而且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开供应。

    这时投机资本家妄图背水一战，到处借钱，接连3天抢购粮食、纱布，拼命哄抬物价。但国营部门却仍在源源不断地抛出物资。到到第4天投机资本已经力不从心，资金用光了，想组织退却，把抢购的东西吐出去，却苦于没有买主，血本无归。

    到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陈云指挥中财委，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涨价。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经过物价四波四稳的较量，人民政权终于击退了投机资本的挑战，在财经没有完全统一、财政收支还有较大赤字的情况下，打退了投机资本的进攻，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为恢复经济及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财经分散，收支脱节

    财经分散，收支脱节，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

    陈云疾呼：防止物价大波动关键在统一财经、整顿收支

    对投机资本的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使得全局性的物价暴涨危险性大大降低。同时，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这样，彻底消除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最大障碍，就是财经分散、收支脱节。这一状况使得中央财政收入无法切实掌握，支出无法切实控制，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弥补赤字不得不搞财政发行，导致物价继续上涨，甚至有剧烈波动的危险。

    陈云认为，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但是，多年来习惯于各搞一摊的地方财经干部，对统一财经想不通。一说要统一，就强调一大堆的困难。什么不能及时保证下级的开支啦，影响下级干部积极性啦，等等。陈云感到，必须引导大家从大局来看问题，充分认识统一财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解决大家心中的疑惑。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召开。1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提出要统一财经。

    陈云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收支机关脱节，收入主要在省县两级，中央收不到东西，支出主要靠发行货币，继续下去将天下大乱！

    会议期间，陈云还分别找各大区财委领导谈话，做工作。他首先找的是华东财委的干部，直截了当地问他们，统一是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华东是全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但解放初期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他们接受全国的支援也最多，对财经统一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受。陈云此前也做过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当然是先统富的。

    富的地区首先赞成统一，穷的地区就更好做工作了。因此，会议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顺利地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

    会后，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

    《决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重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以保证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

    财经体制这样巨大的变动，必然引起各级财经干部的思想震动和疑虑。为此，陈云于3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答复人们心中的疑问。

    陈云断定，只要严格实行统一财经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财政情况就能逐渐好转。而实际上，财经情况好转的速度，大大超乎陈云的预料。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财经部门整理收支，缩小赤字。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全年收入比原概算增加），支出相对减少，1950年4月就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支持下，经过财经部门的艰苦努力，全国财经形势出现重大转折。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毛泽东对这场战役和战役领导人陈云给予了很高评价。薄一波回忆说：“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有条不紊

    有些干部想乘打垮投机资本的胜利之势一举消灭私人资本，

    陈云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何必那么急急忙忙

    在物价斗争中打退投机资本的四次进攻、统一财经后，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1950年3月，全国各地物价开始下降，市场普遍出现粮食、纱布等重要消费品滞销现象，造成工厂纷纷倒闭，商店歇业，大批工人失业。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

    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关注。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工商业。1950年三四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的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工商业，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做好调整工商业工作，必须纠正党内初露端阋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一些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情绪，对种倾向进行了批评、纠正。

    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经济，人民政府对投机资本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财经部门有的干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进，存在着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希望借打垮投机的胜利之势，一举搞掉私人资本，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处理公私关系上，要求过严过紧。

    陈云当时对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

    1950年5月8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陈云在会上做了调整工商业的专题发言，提出了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几条办法：

    （一）重点维持生产。对华东纺织业准备采取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方式；部分工业如机器制造、橡胶、造纸等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办法。

    （二）开导工业品销路。一是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二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以出口的工业品出口。

    （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

    （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

    （五）重点举办失业救济。

    调整工作到1950年9月基本完成。经过调整，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此，陈云高兴地说：“3月物价稳定，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9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调整工商业的各措施收效以后，全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后来，陈云对这一段的工作曾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抗美援朝

    战争创伤未愈战火又烧到家门口，以积贫积弱的国力，既要支撑

    与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要稳定市场，为应对艰巨的挑战

    陈云昼夜操劳，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

    就在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军朝鲜。

    一边是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一边是历经连年战争后百废待兴、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两国发生直接碰撞，中国只有动员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争取胜利。

    1950年10月15日到27日举行的第二次会国财政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用陈云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决定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作为中财委主任领导着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最直接地面对这一问题。他对此作了极其周密细致的考虑。在这个会上，陈云提出了自己的局势发展的判断和对财经方针的决策。

    陈云主张，要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会一事无成。

    他当时分析，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一国卷入战争。

    显然，如果估计为第三种，那就是一种全面战争状态。财经工作必须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战争，一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谈不上。如果估计为第一种或第二种，战争将局限于朝鲜境内，国内可能遭到敌人轰炸，但不会受到直接的攻击。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这样，财经工作就可以考虑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

    陈云提出：国家财经工作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他说：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陈云提出，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

    经过讨论，会议接受陈云的意见，确定了1951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实行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这个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后，中央基本上同意。

    经过这样周密地考虑以后，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并为这一方针的实现作出了明确部署。但执行中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判断形势、确定方针。

    在应付战争情况下保持市场稳定，包括陈云在内的财经工作部门干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来。陈云曾说：“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浩大的财政开支，怎么样尽可能省下来一些。为了保证支出，怎么样能够多收上来一些税。陈云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前方的战事和国内市场的动向，日夜操持着经济工作，以至于常常紧张得睡不着觉。

    志愿军入朝后，经过五次战役，到1951年形势开始明朗化，达到了陈云当初设想的最好的情况：邻境战争，国内平安。这样，财经工作方针运用起来有了比设想中的国内被炸情况现宽松的环境。

    毛泽东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给财经部门提出了建设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作“三边”的财经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除了应付战争，稳定市场，国内要准备并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哪一头都要捡起来，“鱼与熊掌得兼”。

    由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邻境进行的局部战争，制定了“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财经工作创造了战争条件下保持市场稳定的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亿元，比1950年猛增亿元。3年中，国家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其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而国内市场却在战争条件下保持了稳定。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同年12月下降为，1951年12月为，1952年12月为。财经工作在支持了战争的同时，稳定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因此而中断经济恢复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作好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

    自愿当铁公鸡

    反对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百废俱兴。支持财政当铁公鸡难免得罪

    各路诸侯，陈云自有说法：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由于战争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进程未被中断。陈云领导财经部门在应付战争和稳定市场之余，也进行了一些急需又有可能的重点建设，而且这一部分在朝鲜战局稳定后，比重逐渐增加。

    为了保证建设有重点地进行，陈云领导中财委进行了投资管理体制建设。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重点建设，在当时主要是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水利、交通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首先是铁路交通。作这样的选择当然首先是从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出发，同时又兼顾了国家“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规划。陈云指出，“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一方面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沟通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将永远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强调经济核算，严控财政开支，地方上当然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批评，陈云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陈云在第一线，矛盾更是集中在他身上。他深知财政部门要把住支出的口子是很困难的，来自方面的压力很大，因此他更加理解和支持属下的干部。他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随意开财政的口子，遇事总是先同财政部门商量，要财政部门先提出意见。他曾诙谐地对人说：要钱不要找我，去找戎子和老板。财政部门遭到围攻，感到压力太多时，他都站出来支持说，财政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控制支出，不该花的钱就是要“一毛不拨”。有陈云在后面支持，财政部门执行起政策来感到腰杆硬多了，但财政部门“一毛不拨”的说法也在各部门和地方传开了。

    管住人家用钱，首先得管住自己用钱，说话腰杆才硬。财经部门管钱管物，这对财经干部也是一个考验。陈云对财经干部的廉洁非常注意。他指出，过去市场出问题，“是官商勾结，狼狈为j，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陈云以身作则。他执掌全国财经大权，丝毫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东北入关时他穿一件多年的旧大衣，中财委办公厅提出给他换件新的，以便会见外宾时用，他坚决不同意。中财委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很冷，行政部门看他经常感冒，给他配了电炉子，但他为节约用电，很少用，只在苏联顾问来办公室谈话时为他们开过几次。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中财委研究室工作，总是骑车上下班，从不搭陈云的专车。那时候，中财委上下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到1952年底，就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财经工作最高领导人，陈云功不可没。

    一五计划(1)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开矿山、办工厂，做着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梦想。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挤压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难有大的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工业化梦想有了实现的希望。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一边编制一边实施。

    陈云呕心沥血，逐项落实项目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195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8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5月21日至6月5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再次进行了酝酿和讨论。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7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猝，经验和数据不足，这个计划还是包括了大量的内容。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二十五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主义的无私体现，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回国后，1952年底、1953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缺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并不得不从1953年3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3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决定，规定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一五计划纲要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助的141个建设项目，投资比例，农副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及稳定市场等问题。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

    一五计划(2)

    计划初稿出来以后，1954年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这样，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对于一五建设各项目的实施，陈云极其重视。1952年初，一些项目开始设计的时候，陈云就主持中财委党组会议进行了讨论。鉴于建设新型工厂还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中财委提出：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这次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凡属举办价值50亿元（旧币）人民币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一切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均须经过中财委党组审核，分别呈请政务院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各有关部门对于设计和审核工作应该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陈云还亲自为中财委党组起草了几份关于审查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不少是由陈云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

    统购统销政策(1)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粮食恐慌有蔓延之势。

    陈云甘冒政治风险，选择最激烈的统购统销政策。

    吃饭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解放前饥荒不断，人民的死活没人管。建国后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导致供需失衡，市场仍然紧张。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经济刚刚恢复，大规模建设又紧锣密鼓，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既无力与投机商高价竞购粮食，也难以给城镇居民提供补贴。这样一来，即使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二，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三，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五，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六，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第七，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第八，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会后，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相关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由于陈云充分考虑了粮食统购统销需要调节的几方面关系，它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和冲击。

    然而，作为特殊时期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持续之长，范围之广、措施之严格、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之巨、时间之长，远远超乎陈云的意料之外。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左”的经济政策，不从保证有吃有穿的基础出发，急躁冒进。粮食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缓解，统购统销政策长期未能调整，反而日益强化。这样虽然基本保证了国家的需要，但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违背陈云设计这一政策的初衷的。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实行32年之久，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障了城镇居民供给、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突破，每年还有大量粮食进口，粮食统购才逐步为粮棉合同定购制所代替，粮食统销制度也逐渐废止，但粮食生产和经营至今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商品，并在继续探索有效生产经营方法。

    统购统销政策(2)

    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三大改造一起，被称为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了陈云所倡导的“交换、比较、反复”的决策思想。

    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探索(1)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发挥市场作用。

    陈云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己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初步积累了经济工作的经验，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共和国的建设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经过改造后只剩下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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