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的办法神化本民族的起源和不适当地拔高本民族文化地位的做法，保有上述警惕是十分明智的，因为用‘我族文化中心‘取代‘他族文化中心‘并不能真正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须知它们两个本是同根生的一对冤家。

    二、　现代化理论的兴衰

    从美国主流学术界当前全球化话语风行的热潮中，人们不禁联想起50年代美国红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由盛到衰的情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如日中天，社会的物质丰裕程度达到人类历史前未有的高峰，民众心理也期望繁荣景象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当时社会氛围弥漫着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在宣扬，美国社会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和矛盾，如有问题，也只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通过‘社会工程‘一类的应用技术即会得到改正。在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之间，形成两个阵营对立的冷战局面。西方国家号称它们是建基于自由主义三大目标--经济制度上的福利国家；政治体制上的权利去中心化、公民选举权利；地缘文化主导下的民族认同--之上的‘自由世界‘。　‘现代化理论‘就是二战后美国这种乐观主义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的理论表达，只不过它更加志得意满地强调美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现代化的楷模，美国经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依归。50－6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的现代化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勃兴，譬如对中国现代化研究、日本与俄罗斯现代化比较研究和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的研究等，其指导思想和分析策略盖源于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二次大战后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派人士认为，新兴独立国家的现代化应该学习西方经验、亦步亦趋地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这种现代化理论主张一种线性的社会进化模式，在社会变迁上坚持传统－现代两分法，这意味着所有社会的演进都要经过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阶段，最终都要到达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在50-60年代美国社会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中，由于所追求和所崇尚的是一种‘抽象的经验主义‘（米尔斯语），因而在它的理论诠释中，无论资本主义抑或自由主义，都不过是某种没有实质社会内容的、空洞的形式范畴：前者被化约成工业社会，后者被说成某种特定政权形式或官样措辞[赵刚，2001-202]。这样一来，现代化理论也就成为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目的和社会合理构成的图解模式，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李普塞特，1997-490]，变成一种话语霸权，华勒斯坦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华伦斯坦，2002-138　]。这种观点刚一出笼就遭到米尔斯等自由主义内部持文化批判观点的的人的反对，接着又受到拉丁美洲持激进主义观点的依附理论的反击，然后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批判。譬如，华论斯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本土的自由主义即占主导的地缘文化，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它力图模糊、消弭自由主义内部为实现技术现代性和为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的这两种斗争的界限，达到为保守派的统治阶级企图用技术现代性否定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服务的目的：　因此，就在统治阶层认为上述两种现代性似乎很不相同、甚或相互对立的历史时刻，官方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地缘文化）却声称两种现代化性是相同的。[于是]统治阶级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教育运动（通过学校和武装力量），竭力使其国内危险阶级相信目标的一致性。其意图在于使危险阶级不要再提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要求，而将其精力投诸技术现代性[同上，135]。在华伦斯坦看来，自由主义的兴起是对保守主义做出的反应。‘自由主义是那些力图以井然有序的方式、最低程度的破坏和最大限度的控制去实现一种全面繁荣的现代性的人们的学说　‘（同上，130）。自由主义者完全赞同技术现代性，但对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却感到某些不安。他们认为，解放对技术人员来说是个绝佳的思想，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则构成了危险。譬如曾对美国国家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布热津斯基认为，‘真正的平民主义式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布热津斯基，1998-275]，并对国家权力的实施起阻碍作用。他们希望在确保技术现代性的同时，如何使选举权、福利制度、民族认同这三大目标共同发挥作用，以便笼络‘危险阶级‘，从而制约一下源自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主权在‘民‘这一思想的过激成分。但是，1968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学生造反和群众抗议运动，以及70年代西方经济的衰退和停滞与东亚‘四小龙‘的迅速崛起，这一切都使自由主义的三大支柱遭受了严重挑战和冲击，以此为契机，现代化理论也受到众多批判和质疑并由此而日渐式微,以至湮没无闻了

    三、　‘意识形态终结‘论

    属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还有‘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这一断言式的宣称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同名著作（1960）问世后而广为人知，但在他之前席尔斯（　　t）就已对此做过论述。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把意识形态视为情绪、情感的王国，认为它容易被阶级斗争驱动、点燃，因而属于前现代社会的残存遗风，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已不再起作用，至少已失去其原来的意义了。譬如，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一书中写道：　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功能是开启情感的阀门，而不像宗教（还有战争和民族主义）那些形式一样能起疏导情绪能量的作用。宗教使用象征手法把情绪能量从现世引向祈祷、礼拜、圣餐、启示、艺术，并把它们消耗殆尽。而意识形态是这些能量的导火索，并把它们引向政治[bell，daniel　1962-400]。为了使社会科学摆脱主观主义的羁绊，贝尔主张必须限制社会理论中‘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构成比例，这是为了达到科学性、客观性必须付出的代价。于是，‘意识形态‘一词也就被赋予相当多的贬义了。据马特拉考证，意识形态一词的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德斯蒂德特拉（destutttracy）的法国哲学家，他首次用‘意识形态专家‘描述他也参与其中的一种哲学和政治团体的特征。这个称呼第一次被使用是1796年拿破仑出于诽谤的目的，用来指称那些反对他的统治的自由派人士。对于拿破仑来说，　意识形态就是‘钻研抽象思想的分析和讨论‘的同义语。后来，雷蒙阿隆在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一书中才使意识形态一词具有了今日的贬义色彩--滥觞于西方宗教的至福千年说的当代表达形式[马特拉，2001-138]。在贝尔等人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已取得了‘社会的政治共识‘、‘意识形态的一致‘，致使这一属于‘前现代的‘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应该尘封于博物馆了，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美国］信奉实用主义政治；遵守集体谈判的游戏规则；接受渐进变革方式--无论按左翼支持的方向，还是按右翼支持的方向；既反对无所不管的中央集权，又反对自由放任；这一切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成分。现在,‘在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即西方社会的政治共识，已日渐成为对待那些过去使左右两翼截然分开的问题的立场。而且，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意见已成为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　最好把它称之为‘保守的社会主义‘［李普塞特,1997-490］。然而，比贝尔的著作早一年（1959）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作者米尔斯（t　ills），在批判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时就已指出：‘在美国，自由主义一直是几乎所有社会研究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以及几乎所有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来源‘［米尔斯,2001-91］。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在美国造成了对经验主义的迷信，它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即一种政治上满足于为现存事物辩护的意识形态。为了官僚制目的而使用的最为规范的研究技巧,轻易便对大概就在这类研究基础上做出的决策进行辩护。反之，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用于意识形态，也很容易地就成为官僚制过程的一部分；在今天,使权力合法化,以及使具体政策顺和民意的努力往往构成‘人事管理‘和‘公共管理‘的相当大部分[米尔斯,2001-88]。米尔斯认为，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日益背离古典社会学的社会关怀传统，沦为一门体制化、专业化的知识和技术，这表征着知识分子关于社会变迁的立场由激进趋向保守，也意味着批判主体的湮没和失语。这种状况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官僚体制的发展有着紧密关系，现代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工逼迫人们更热衷经验主义，反而促使从事社会反思的人文学者的没落。米尔斯重提‘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大声呼唤具有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代性的新状况，冲破社会分工的束缚，解放现代性的批判潜能。马特拉也曾在自己的书中谈到欧洲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终结‘说的讥讽和批评。他以罗兰o巴特的《神话学》为例，说明欧洲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揭露这种认为世界和社会存在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迷思‘（yth），一种神话--‘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一段时间里，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成为当时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批评的范围也远超出了意识形态本身的范围，涉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征，及其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众多批评和质疑下，原来提倡和坚持这一观点的人有了立场后退的松动。李普塞特于1981年修订版的《政治人》（1960年初版）中不得不增写道：　不仅在与总经济领域划分的问题上的阶级冲突，而且在各种制度、象征性地位和机会上的阶级影响，将在没有绝对意识形态（weltan　schauunn）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但是，……这种绝对意识形态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同上，490]。

    四、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

    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ln）在《文化帝国主义》（1991）一书中对全球化过程中文化领域的霸权主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和疏理，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作为全球性的批判这四种论述形式,并以之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作者认为前三种话语方式实际上都可以综合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因为大众传播、民族国家、资本主义都是现代社会独具的特征，它们共同决定了现代性的文化状况。如果从全球化发展趋势上理解文化帝国主义，亦即将文化帝国主义当作现代性的扩散来看待，那么就会看到，在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已经转向后现代性，同时，帝国主义也已经被全球化所取代。在汤林森看来：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john　urry说，全球化过程，是‘组织有序的资本主义行将终结‘的征兆[汤林森，1999-328]。而这一晚期现代性亦即全球化的景况，即是现代人的一种文化宿命。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社会批判，汤林森反诘道：　以批判性的观点论述文化帝国主义，与现实何干？……如果我们要让人们认为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有其时代意义，则必须将整个问题放在晚期现代性已经全球化的语境中，才能了然二者确实相关。虽然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改变，我们不再认为各个文化国度的差别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帝国主义‘文化与‘被支配、臣服‘的文化，但是，以批判的角度论述文化帝国主义，仍然不失为正当的抗议之声。更有甚者，他在另一地方写道：　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说所得到的隐喻也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扩散过程，并不是‘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而几乎恰恰相反，西方某种败落的文化扩散至世界其他地方[同上，333，309]。这种公开否认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在交流、传播过程中信息流量的不平等现象，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不多见，虽然汤林森强调他是从现代性扩散意义上说的，但人们借助福科（　ult）的‘权力/知识‘理论可以看到这一现象背后所掩盖的权力不平等关系。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可视为从传播学角度对这一不平等关系的注解。如还嫌不够，不妨听听当今‘全球霸权‘的代表性人物--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所做的证言：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指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体系-引者）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征，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摸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布热津斯基，1998-35-40]。　布热津斯基作为美国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战略思想家，他的《大棋局》一书权威性地阐述了美国在冷战后的战略利益。他的现身说法似乎没给汤林森一点面子，使后者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而又笨拙多余。著名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则直接把文化霸权主义与经济、政治、军事因素联系起来：　眼前这个既源于米国又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乃是另一股处于文化以外的新潮流在文化范畴里（上层建筑里）的内向表现。这股全球性的发展倾向，直接因美国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成立，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　或者从由来已久的阶级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文化的背后，尽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詹明信，1997-430]。我们虽然不同意汤林森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但并不否认他从现代性扩散上解释文化支配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种文化支配是一个既定事实，　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一事实。首先，我们不同意的是--在认识和解释这一事实时，借口‘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文化支配是由于现代性扩散的结果，因而这一事实具有伦理的中立性，因而‘没有什么好谴责的‘--这一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实证主义的观点，主张科学研究应区分事实和价值，强调科学只与事实打交道，并不言及价值。但是汤林森忘记了这里争论的是‘文化支配是否属于文化强权或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即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并非一种事实陈述。譬如，汤林森认为，‘现代性的扩散，虽然是‘强势‘社会与‘弱势‘社会透过其物质资源而互动，但这样的政治与经济之支配，转换至文化层面时，并不一定呈现完全相同的结局‘[　汤林森，1999-309]。国家导弹这是汤氏从‘　西方中心论‘价值立场上得出的判断。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无论答案是‘是‘或‘否‘，都是经过价值思考后得出的判断。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现象或事实都是与价值相关联的，价值是深深嵌入社会现象之中的构成性要素；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人的行动造成的结果，离开了人的主观意图、动机、价值，社会事实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其实，即使是对自然现象的看法最终也难逃价值的干扰，不过这牵涉更多的认识论问题，这里无法深入讨论。所谓‘价值中立性‘，是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规范性原则，它要求研究者尽力排除个人的主观偏好，不要以个人的价值玷污科学的客观性，这是指科学研究者个人应有的职业操守或学术伦理。‘价值相关性‘是说一切社会现象都有价值介入，就像时间-空间嵌入现象之中成为现象的构成要素一样，它是一个构成性原则。这两种原则各有其适用的领域，不能混淆。其次，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同质化‘、文化支配乃至文化霸权主义说成是一种人类的文化宿命，这也是我们难以苟同的。这一说法，正如马特拉所言，带有浓厚的命定论色彩。既然是命运注定，任何批判、反抗都无济于事，那么只能消极等待、忍受，这不是正中霸权主体的下怀吗？作者在这里恰恰忘记了社会学最根本的一个假设就是，任何社会现象、结构、体系都是人类建构的结果，同时它又可以成为人类解构的结果。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决定论的、精英主义的，虽然在具体分析的层面有许多可资借鉴和参考之处，但其总体结论在现实的、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却难辞为文化霸权、文化殖民辩护之咎。　五、‘软霸权‘的扩张和膨胀美国加洲大学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　)在《美国帝国与传播》（1969）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传媒工业神话般的崛起以及它与军事利益集团操纵的直接关系。他赞同‘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并这样刻画其特征：通过整个程序让一个社会进入世界现代体系的核心，它的领导阶层通过魅力、压力、实力或腐败的方式来塑造社会制度，以便让其与系统的支配中心的价值和结构相一致，使这个系统本身成为制度的发动机[转引自马特拉，2001-190]。

    语言虽然有些拗口，但其涵义却如布热津斯基一样直白：传播学的发展历史即是传播全球化和美国谋求建立文化霸权的过程。例证不胜枚举。例如，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传媒信息流量表示不满，1976年就提出‘信息非殖民化‘问题。同年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又提出了‘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这个要求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愿望，对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说也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因此很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会列入议程。在以后的一系列会议上，不结盟国家指控西方几个传播大国的通讯社(主要四家，即美国的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法新社、路透社)垄断了世界传媒的80信息。关于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争论，极大地动员了美国的传媒工业一致对外，除了各种媒体连篇累牍的口诛笔伐外，还有政治-经济上的要挟；不仅把不结盟国家主张对国际信息流量不平等进行平衡的要求解释为对传媒业　自由生存的威胁，而且还认为这些主张也是对信息自由流动--这一未来信息社会的根本原则--的背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述问题的立场必须改弦更张，否则美国将拒绝参与该组织的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有一个专门研究传播问题的国际委员会，1980年该委员会出版了一分报告，其中只是把双方的立场和观点融合到对传播和信息的技术系统重新进行国际布局的问题里　，其他内容不过是对双方诉求的直录，了无新意，但也确实是在联合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写入国际传播存在信息流量不平衡问题。未承想美国政府却对此大发雷霆，紧接着于1985年里根政府将此前的威胁付诸实现--悻悻然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十足的霸道作风。在此之前，美国参议院起草的报告已经规定了美国的行为准则，谴责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治化‘，也指责了国际电信联盟，并建议华盛顿拿出补救措施以确保国际组织的有效性、非政治性，以便能够发展、管理和扩展国际电信传播的基础设施和网络运营，云云。次年，英国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仿效美国，也宣布退出了教科文组织[马特拉，2001-193]。这件事可是视为对席勒一段话的注解。据此，人们不难想象后来布什政府不顾各国反对强行退出限制大气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和军备控制条约以及在国际法庭等问题上的立场，还有单方面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d）等作为，都是出自美国政府一贯的霸权主义行动逻辑。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文化霸权主要体现在它向国际社会提供所谓‘全球共同物品‘（global　public　goods）的战略上,它包括：1维持全球重要地区的均势；2促进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3保护国际公共性如公海航行自由等不受侵犯；4维持国际规则和制度受到尊重；5援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6充当联盟的召集人和分歧的调解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突出表现在，只有它有能力为世界各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而后者对于构成世界的稳定和秩序来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就像空气、水对于人的生存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地位又是无人能取代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i）把这种霸权被称为‘软霸权‘，它是从与文化相关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软实力‘----通常包括文化魅力或吸引力、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国际规范和制度运行机制的力量　--中引申出来的，以区别于往日靠军事、经济的实力地位建立的霸权。‘软实力‘地位的确立固然仍须以军事实力为依托，但它一经确立就会与军事、经济实力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使军事实力地位霸权如虎添翼，可以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一手用军事威胁、另一手用文化吸引双管齐下，形成全面控制和主宰世界的局面。当今，美国的文化霸权是其全面主宰世界战略的重要一环，而‘软霸权‘的极度膨胀和扩张则是其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美国的‘软霸权‘概括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美国的大众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和渗透；2自由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根基，但美国当今的自由主义已日益失却了启蒙运动理想的批判传承，转向了社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成为对既定现实进行辩护的合法性依据；3美国假手各种国际组织机构，利用国际规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达到操纵和宰制的目的，为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服务。

    六、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

    作为美国快餐的一个著名品牌，麦当劳流行于世界各地，几乎家喻户晓。麦当劳快餐与其用料配方、制作工艺、生产流程、营销策略、经营理念合在一起，成为麦当劳企业文化和产业模式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扩展，这就是‘麦当劳化‘（cdonaldization　）。据‘麦当劳化‘一词的始作俑者马里兰大学乔治瑞泽尔（e　ritzer　）教授说，麦当劳化是这样一种过程：　在此过程中，[麦当劳]快餐店的原则正在主导美国社会以及世界其余地方的越来越多的部门[瑞泽尔，1999-1]。社会的麦当劳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麦当劳化，其具体表现就是：社会科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企业，而且有各种迹象表明它还在朝着更进一步麦当劳化的方向发展。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可控制性这几项麦当劳的要素，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并成为社会科学理性化的指标。这种发展趋势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和效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原创性的减少和学术研究装配线上产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我们不妨以美国社会学为例看看它是怎样麦当劳化的，以及它对美国社会和世界产生的影响。美国社会学的职业化是以其主要专业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为首的有组织的科学共同体即美国社会学学会而实现的。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下，这两个专业杂志提供给社会学家的是主流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规范，它保证了社会学家的著述成为完全合格的标准化产品。每篇作品都有统一的格式，其中必须具备文献检索、理论假设、案例分析、验证假设、结论意见、参考文献等内容,而其品质则由一个经指定的专业编辑群体和评论体制来保障。这种专业化的学术体制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品质整齐划一的作品，就像麦当劳为全世界的快餐店提供的由同一配方、统一工艺、相同生产流程制作出的汉堡包一样。正如麦当劳的汉堡包诱导着世界各地的快餐消费者的口味趋向一致一样，两份专业杂志刊载的标准化文章也在引导着全世界的社会学家趋向于相同的学术兴趣。以至于有人做过这样的类比，多数美国社会学者的工作就像麦当劳的雇员一样，按照相同的质量标准去生产一篇又一篇麦当劳式的作品。结果就是美国社会学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远高于欧洲社会学，在这一标准化问题上甚少有例外。与既定标准不符的作品，无论是低于还是高于标准的东西，都休想有出笼的机会［明赫，1998-21］。如果社会学的麦当劳化仅限于美国一国，那问题倒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因为美国社会学自二战后至今一直主导着世界社会学的走向，并对它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说，世界社会学的麦当劳化是美国社会学组织机构的高度专业化和学术研究标准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明赫（richard　unch）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学理论对欧洲社会学的影响后认为，50年代美国社会学是被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主义的量化方所支配，帕氏综合了欧洲经典的社会研究方式并将其纳入他的美国社会理论模式，这个模式与一般的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密切相关。作为欧洲社会的对照物，它成了美国现实的写照。70年代批判帕森斯后美国社会学理论学派林立，虽然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理论源头，但它们的互相竞争着的范式却仍然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认为社会是由自由的、独立的个人，通过竞争、交换、协商、合作的活动而构成的这种我族中心的理念。明赫认为这个理念是整个世界美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伴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蹿红，也同样有着麦当劳式的效应。因为‘理性选择‘是最恰当的、最精到的公式化了的理论，所以它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同一种方式被复制并运用到极为不同的社会现象上去，其品质不会有丝毫差错。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在理论技能上进行少许培训就可以到处被复制和被使用的标准化的产品。既然麦当劳现在可以行销世界，而且每个人都明白其经济交易性，那么，理性选择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可以解释随处可见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了。由此可见，社会学的麦当劳化是为世界的美国化服务的。为了阻止世界的美国化，就首先需要抵制社会学和社会的麦当劳化!　这样说并非要贬低或诋毁美国社会学在专业化、职业化道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对这门学科的重大贡献，而是想指出，麦当劳化与全球化一样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张扬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片面推崇功能效率、可计算性、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必然要戕害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扼杀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窒息人的精神灵性。而在西方的文化逻辑中，诚如韦伯所言，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struntal　rationality　&　vae　rationality）、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foral　rationality　&　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关系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它们既互为存在的前提，又相互背反，人们只能从适应环境上做二者选一的抉择。殊不知对于人类的社会生存来说，工具合理和价值合理所指涉的科学的真实和生存的真实（scientific　truth　&　existential　truth）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同属须臾不可或缺。正如瑞泽尔所言，麦当劳化的产生背景是官僚制、科学管理和流水作业线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涌现，其主要特征是方法的标准化和产品的同质化。可以想见，如法炮制的全球化必然是过程的统一化和后果的同一化，换言之，亦即全盘美国化。　这使人们联想起韦伯所说的‘铁笼‘（iron　ca），这种状况无论对于社会科学抑或对于人类生存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为此，明赫大声疾呼：

    欧洲社会学需要抵制这种趋势，正如它为保存自己和世界的多样性而需要抵制欧洲文化整体上的麦当劳化一样。这就要求欧洲社会学实现同样深入的职业化…但它决　非是要重走美国通过标准化实现的职业化道路［明赫，1998-29］。

    诚哉斯言！这一呼吁，对中国社会学来说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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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期。促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包括国际环境和中日双边关系中的多种因素。其中，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是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新局面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就大国化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作一展望。

    一、　“大国化”的内涵与原理

    所谓“大国”，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国土的规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大国的首要标志；此外，还有根据各种单项指标而得出的大国概念，如“人口大国”、“资源大国”……等等。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土、人口等因素固然也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大国，主要是以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实力、文化上的感召力以及对外影响能力与意志等因素为衡量标准。在这些领域均具备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超强能力与意志，是超级大国所具有的突出特征。如果一个国家在综合实力方面劣于超级大国、但优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这样的国家就被称作“大国”。如果一个国家仅在某些单项领域具有优势，那么这个国家就被称作特定领域大国，如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等等。

    说到底，所谓“大国”是用以表示国家的对外影响能力与意志的概念。根据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的程度与范围，人们把大国划分为超级大国、全球性大国和地区大国，其他国家则被称作中等国家或小国。

    具备一定的国力，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基础条件。然而，国力究竟包括哪些内涵，对此迄今人们提出了种种不同定义。近年来，人们渐趋认为，国力的竞争是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诸因素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仅在某个领域具有强项，还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大国。

    大国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概念。随着各国力量的绝对上升和力量对比的相对变化，大国的判定标准和地理分布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所谓大国化趋势，就是指一个国家在对外影响能力与意志方面上升为大国的过程，意味着一个新兴大国的兴起，通常被称为大国的“崛起（rise）”。一个国家崛起为大国，意味着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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