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该国在国际环境中立于更加主动的地位，从而不仅可以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繁荣，而且也可以对国际社会的演变进程产生更大的影响。

    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意味着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两方面的变化与调整。国内条件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大国化趋势，而且也包含着国家意识的大国化趋势。一个国家的大国化趋势，不可避免地引发周边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社会是否欢迎这个大国的崛起？这些因素势必对一个大国的崛起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就崛起中的大国而言，能否争取宽松的国际环境、防止既成国际秩序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强烈反应，是能否成功崛起的重要前提。国家意识的大国化趋势是否膨胀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是决定新兴大国的走势与成败的关键课题。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两次自相残杀的世界大战，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新老大国之间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而进行拼搏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随着中日两国同时出现大国化趋势，有关大国崛起的种种原理与历史经验，正在成为认识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以及中日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值此世纪之交，忽略或回避中日两国的大国化趋势问题，已将很难客观、全面地把握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二、中日大国化趋势之比较

    从民族心理的观点看，中日两国的大国化趋势不完全属于新兴大国崛起的范畴，而是带有寻求恢复过去曾享有的大国地位的意味。在历史上中日两国的大国地位是交替出现的，如今双方都认为对方重建以往那种类型的大国地位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当两国首次同时呈现大国化趋势时，相互间并不存在现成的双边模式可循，这种情况大大增添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竞争性和排斥性。

    在19中叶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始终处于东亚中心大国的地位，日本则为该地区的一个边缘国家。然而，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日本成功地崛起为一个大国，而中国则从大国地位跌落下来。

    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时，中日两国站到了不同的历史新--＆网--上，走上了各自相异的大国化道路。概言之，中国走的是首先确立政治大国地位、然后正式启动经济大国化进程的道路。与此相反，日本则是首先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然后才踏上政治大国化之旅。

    在5、60年代，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利益的捍卫者，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为全世界所瞩目。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并在中美苏战略制衡关系和多极化趋势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80年代，中国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对外政策中更彻底地贯彻了不结盟政策和反霸原则。总之，中国虽为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却在战后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治大国地位早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70年代后期是中国真正走上经济大国化道路的转折点。1978年底，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线。从那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开始纳入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今后，如果这一发展势头得以继续下去，那么中国有望在21世纪前半期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

    随着东西方冷战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适时调整了对外活动方式，形成了以“不当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独立自主等原则与策略为特色的新时期对外活动方针。

    战后日本走的是一条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大国化道路。50年代，日本迅速完成了经济恢复而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6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相继超越英、法、西德而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70年代，日本确立了援助大国地位，并成为西方首脑会议成员。80年代，日本经济更是得到空前发展，其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实力差距出现了不断缩小之势。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日本的资金、技术与援助能力不断转化为外交资源，其国际地位与作用日益提高。80年代初期，日本正式提出了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从那以来，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日趋明显，日益加速。

    中日两国的国力比较，历来是一个认识比较混乱的领域。这是因为，国力不仅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国土、资源、人口等较易进行定量比较的“硬实力”因素，而且包括诸如文化魅力、国民士气、外交素质等很难予以定量分析的“软实力”因素。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和国际威望与该国的路线与策略及其实现能力密切相关。加之，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自我定位、意识结构等民族心理因素。以这些因素综合衡量，中日两国的实力基础显然具有很大差异，两国的强项各有千秋。概括地讲，日本的主要强项就在于其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的社会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日本国土狭小，资源高度依赖进口，安全脆弱性较大，如今又正经历着10年经济萧条和社会全面转型。与日本相比，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然而，中国在国土、人口、资源等“硬实力”和一些“软实力”领域具有优于日本的国力条件。而且，中国如今正处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

    由于双方的国力强项与对外政策并不一致，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体现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了不少相异之处。中国主要在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则在国际经济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贯彻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两极冷战格局中推动了多极化趋势，在南北关系中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日本在国际经济和援助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则还没有显示出大国风范，而是基本上依然采取着一味追随美国的姿态。

    在中日两国的大国化趋势中，也出现了一些大国意识过度膨胀的倾向。80年代，一些日本人过高估计了本国的实力基础与大国化前景，滋生出了过于乐观的大国意识。正因为如此，当90年代日本陷于长期经济萧条时，他们的失落感也就倍加沉重。80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超脱意识形态的务实态度，在超越国力范围的国际领域采取了慎重从事的姿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在一些人中也开始滋生出过于乐观的大国意识。

    国际关系的历程证明，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引发老牌大国的强烈反应。它们往往把新兴大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必欲抑制其发展以防止其向自己的既成利益与地位形成挑战。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上出现“日盛美衰”趋势，在美欧出现了“日本威胁论”，日本本身也表现得信心十足，从而开始提高对美欧“说‘不’”的调门。然而，到了1991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萧条。基于这种变化，日本降下了对美欧“说‘不’”的调门，“日本威胁论”也随之渐趋退潮。

    就在“日本威胁论”即将偃旗息鼓之际，在日美欧各国代之而起的是所谓“”。近年来，西方一些势力以炮制各种“威胁论”为时髦，迄今已制造出了“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人口威胁论”、“粮食威胁论”、“资源威胁论”……等十来种“威胁论”。其中，“军事威胁论”堪称为最具威胁性的理论，因为它是制造新冷战氛围、催生遏制战略的最廉价的理论工具。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具有构成对外军事威胁的必然性。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引导一个国家走上对外军事威胁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该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中日两国同处一个地缘政治与经济范围，如今又都处在“崛起”阶段，如何应对和化解这些“威胁论”，不能不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　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日趋明显，大国化趋势日益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两国相互间的战略猜疑和竞争意识的增强，这具体表现在国家利益、历史因素、意识形态、民族竞争等领域。

    第一，国家利益的碰撞。中日两国面对对方的大国化趋势，都面临着如何对待对方“崛起”的问题。中日双方能否避免或减少因“零和搏弈”、“囚人的困境”等行为模式和“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模式而带来的过度竞争或战略对立呢？这一趋势将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历史阴影的影响。近年来日本一些势力紧锣密鼓地“改写历史”的动向表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对日本的“崛起”趋势感到不放心、不愿意对其表示支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担心日本翻侵略历史的案，重走对外武力扩张的道路。

    第三，意识形态的束缚。有的日本人讲，由于中日两国的体制与意识形态不

    同，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睦邻友好。这是一种片面的、落后于时代的冷战型思维。

    意识形态的差异，确实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却不是、而且也不应成

    为其决定性因素。

    第四，民族心理的竞争。从古代至近代，日本一直处于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的边缘。近代以来，日本在学习西方文明方面走在中国前面。如今，中日两国又都处于新的“崛起”阶段。在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下，中日两个民族相互抱有很强的竞争意识。目前，不少日本人对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大国化志向十分敏感，对中国的经济大国化抱有警惕。很多中国人则对日本究竟要崛起为何种大国心存疑虑，对日本一些势力企图借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发展抱有反感。

    上述这些种种现象，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根据，因而不会轻易地消失。然而，中日间也有一些相互认识，却是来源于对对方的理解不够或信息不足。一些日本人鼓吹的“”和“中国崩溃论”，往往是以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为依据，但其结论却并没有反映出中国发展的客观趋势。有些中国人对日本的未来发展趋势心存疑虑，这是出于对近年来日本国内呈蔓延之势的否认侵略历史的倾向和走向军事大国的一些迹象抱有警惕与忧虑。日本将来究竟将走“普通国家”的道路，还是采纳“民生大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对此不仅中国人正拭目以待，而且日本人自身也正展开激烈的论争。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大国化趋势而发生的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此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不管两国的大国化趋势如何发展，双方“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则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大道理。中日两国要想避免或减少“斗则两伤”的负面影响，就应共同探讨推动“双赢”趋势的途径。为此，仅有“和则两利”的原理和寻求“双赢”的良好愿望显然远远不够，还必须为中日关系设计出双方都能接受的相互关系长远模式。该模式应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取向、行为方式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找出可以达成一致的领域；对那些暂时难以达成一致的领域，则宜共同商讨尽量减少相互损失的妥善方式。

    中日两国从战略猜疑、相互调整走上真正成熟的相互合作，需要一个相互适应过程。其中的焦点问题是：中日两国能否和如何接受对方的大国化趋势？

    就目前而言，中日两国的大国化趋势还不具有全球性影响，而是主要对东亚地区的未来秩序以及中日在其中的地位产生着影响。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和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已从正面或反面提示了种种有关未来可能出现的中日关系的模式。举其要者，颇具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美国霸权下的中日关系模式。这又分为如下几种子模式：其一，日本人中流行的日美同盟下的日美中关系模式；其二，布热津斯基等人提出的美中地区合作与美日全球合作相结合的模式；其三，东南亚一些国家提出的以美国为平衡者的地区稳定模式。

    第二，中日某一方主导的地区模式。这在形态上又分为：其一，由日本继续充当东亚经济领头雁的“雁行模式”；其二，中日某一方成为地区主导国家的模式；其三，将来中国恢复东亚主导地位的模式。

    第三，中日主导东亚一体化模式。这是仿效法德主导西欧一体化的经验而提出的设想。

    第四，地区多边合作模式。鉴于现阶段中日两国并不具备单独或联手主导东亚秩序的内外条件，有关各国都倾向于赞同在这一地区逐步形成地区多边合作体系，中日两国则以平等一员身份参与和融入这一体系，在多边体系中避免两强过度竞争。从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反应看，中日任何一方追求确立地区主导地位都难以得到东亚各国的欢迎。东亚其他国家期待中日两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大国的积极作用，抑制大国的负面影响。

    这些未来中日关系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又都缺少绝对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在未来大国化趋势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日关系都将以不同组合反映出上述几种模式的特点，但又将随着两国的“崛起”趋势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然而，无论何种模式得以实现，中日两国和睦相处将是容许双方展开相互竞争的最底线，而寻求共同发展则将是双方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

    结　语

    近年来，不少日本人抱怨中国不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近年来日本正与美国一道构筑防范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可见，现阶段中日两个民族对相互的大国化趋势还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还未能找出相互从容应对的双边关系模式。就目前趋势而言，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还不能完全排除由战略猜疑走向战略对抗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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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力量的理论

    力量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从国际政治发端以来，这个概念就一直为战略思想家所重视。西方契约论中的“丛林状态”是力量与力量的世界，契约的产生，就是为了使力量与力量之间的争夺有一定的规则。在中国，到了战国时代，思想家们对于力量已经非常的重视，因为那个时代是“大争之世”，是“争于气力”的时代，各国诸侯“上下交相利”，“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力量的兴起，带来了对力量的估算和评价。中西思想史上都发展出了对力量估算的理论。以力量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较早地地摆脱了宗教神学及道德、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达到了做算术演练的水平。中国的孙子说“知己知彼”，说“多算胜少算”，西方的马基雅弗利也把力量本身的估算作为首脑们的首要任务。

    “争于气力”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呈周期性的特征。对力的崇拜在某些时代里支配着人类的行为。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把力量仅仅定义为物质力量，是特定阶段的现象。思想家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竞争中仅有力量是不够的，竞争中的获胜者还需要其他非（物质）力量的东西。在本专栏中，我们曾提到苏秦的“择交”理论，也就是外交的重要作用。“安民之本，在于择交”，如果没有正确的外交或者外交不力，力量就要大打折扣。秦国的最终胜利，一个关键因素是采取了“连横”的外交方针，连横说得简单些就是运用外交力量，瓦解合纵，“各个击破”。

    “择交”也是一种力量形式。但力量却不仅仅限于此。思想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正义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其含义则是，力量被划分为“正”和“邪”、道德和不道德。那些无道的力量遭到普遍的谴责。因此，德就被视作重要的力量形式。中国思想家王充批评韩非子时说到：“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德”与“力”并提，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

    王充提出的“养德”、“养力”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他使用“养”这个词，十分形象地表达了力量需要谨慎呵护的理念。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如何对待力量是一个中心论题，其思想成就，说得简单些，无非就是王充提出的这四个字。比如，911之后美国著名战略家约瑟夫·奈系统阐发了“软力量”的见解，他警告美国人，在美国力量空前强大的当今时代，软力量越来越重要。他说，软实力就是“能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这个概念“强调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软实力不仅仅是影响，也不仅仅是说服，“它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软实力很多产生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我们的文化、我们在国内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软力量的概念，大致上说，类似于王充的“养德”。约瑟夫·奈强烈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者对软实力的忽视，他说，美国留给别人的傲慢形象必将损害美国的软实力，“我们一定不要让帝国的幻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软实力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软力量的概念并不是约瑟夫·奈的发明，而是人类战略思想史极其重要的传统之一。但是这个传统确实往往被忽视，因此需要清醒的思想家不断提请人们注意。

    人们在力量计算时一般容易犯三个典型错误。首先，是把力量看作是绝对的，而忽视力量的相对性；第二，是把力量看作永久的，而忽视力量的暂时性；第三，认为力量的来源总是单因的，总是过分夸大某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忽视力量来源的多样性（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中译本204－220）。

    这三种典型错误归结起来，说明了力量意识的两个特点，即力量的有限性意识和力量的自我节制意识。所谓力量的有限性意识是指，推动某种结果产生的力量不可能完全转化成另一种结果产生的力量，任何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正如卡尔·多伊奇所说的，一个大象可以撞倒巨大的障碍物，但却不能穿针引线。把一个人打倒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就具有教这个人弹钢琴的力量、作微积分题的力量或花样滑冰的力量。你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未必就能同样征服这个国家人民的心灵，未必能够让他们自觉地效忠。所谓力量的自我节制意识，是指建立在力量有限性判断之上的对力量的使用、目标的控制意识，就象一个人开汽车，只有具备让车慢下来、停下来能力的人，才算会驾车。

    这两点，可以归之为“养德”的范畴。一个“养力”的国家，要健康成长，需要相应地“养德”，两者若能均衡发展，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常的。在现代世界中，“养德”就是要认识到力量不是无限的，不是绝对的，不是永久的，就是要认识到，最为基本的力量是来自对力量的自我控制或自我节制、自我约束，说这个力量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丧失了它，再强大的力量也免不了被毁灭，比如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

    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最常犯的错误一般也是有两个，第一，常常忽视力量的有限性，第二，常常忽视自我节制是力量的最为基本的特征。持单边主义看法的人，或许就是犯了上述错误。比如单边主义者斯蒂夫·布鲁克斯和威廉姆·沃尔夫斯认为，单边主义就是“能独立并有效地解决重大国际事务，而且其他国家即使组成联盟也无法阻止它这么做”（美国《外交事务》2002年7－8月号）。这个判断就把力量视作无限的了，而且也包含着自我节制的缺乏。实际上，有许多事务美国是无法依靠自己单独的力量能够解决的，在行使强权时，如果不能够节制，也将会招来别国的恐惧和反感，引来挑战者甚至恐怖分子的攻击。

    因此，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就需要小心伺候、需要像对待瓷器那样谨慎呵护它的力量。在考虑如何对待自己的权力时，需要像摩根索警告的那样，记住历史的教训：

    “在提防野心时，可不要忘了提防我们自己的野心。我不得不说，我害怕我们自己的强权和我们自己的野心。我害怕别人太怕我们。”（伯克，17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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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的思维

    中国神舟5号成功地首次实现载人太空飞行，举国欢腾，国际社会也纷纷表示祝贺或称赞。但与此同时，也听到了质疑的声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有不少人口没有真正解决温饱的时候，花费180亿从事太空计划，是否明智。如果说《经济学家》杂志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种正常的质疑的话，台湾《东森新闻》的陈增芝及其一些网民的质疑就别有一种滋味在。提问者有其值得理解的理由与心态，但是，中国自己则有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思维和逻辑。

    国际社会预见并感觉到神舟5号飞天的成功所激发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或称民族主义；一些评论家也注意到这次的成功给中国新领导人带来的政治红利和对胡温体制“软着落”的贡献。但是，如果中国花费180亿只是为了这样有限的目的，自然值得质疑。而事实上，这些只能说是神州5号成功飞天的溢出效应，而中国发动航天计划的真正目的，或者说航天计划的核心效应不在这些边缘问题上。更何况这已经是人类第241次飞行，不至于让中国的民族主义忘乎所以。其实，在中国航天计划的背后，是一个大国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在和未来、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与发展的深刻的思考与战略运作。

    每一个国家，正如每一个人一样，有其自己的存在与生活方式。大国有大国的存在方式，小国有小国的存在方式，由于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对自己实力及其在这个世界中的抱负各有不同。一些不要说在全球、甚至在地区也基本上没有对外影响力的国家，除了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与发展和过上富裕的生活以外，可能不会考虑更多，也没有更大的抱负，不太可能像提出的那样“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满怀世界的抱负。他们可以选择永久的中立以躲避世界的纷扰，或委身强国以求庇护，至于世界是单极、两极或多极并不是十分在意的事情，因为结果对它们的影响实在有限。即使如此，现在的许多小国也还在通过各种方式，或通过联合强化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如东盟，或者如挪威等国发挥推动国际和平的影响力。更何况那些有重要历史与现实影响力和抱负的大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作为大国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方式，尽管曾经有多次的分裂，但中国人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大国是中国人心中的中国的应有的存在方式。

    而且，鉴于历史上中华文明的成就，中国人心中的中国还应该是一个世界强国。历代中国人都企望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特别因为近代历史的痛苦记忆，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

    为此，中国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一个大国所具有的方式。一个大国，必然要求在世界的最高科技中显示自己的实力与水平，在世界的各个重要领域有自己的存在和相应的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有更多贫困人口，坚持要进行核试验，不管面临着被制裁的危险。只有在各个重要领域有自己的位置和相应的份额，才可能被当作大国，得到作为大国的相应的利益和尊重，才有自己的发言权。没有这样的抱负、没有这样的决心、没有这样的竞争力，没有这样的战略思考与筹划，就没有资格成为大国和以大国的方式存在。

    应该说，今日中国从事的这些宏大的计划基本上是与中国的国力发展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相应改善，领导人对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也在同时考虑，在政策上基本上是比较平衡的，与当年勒紧腰带不可同日而语。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从长远看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最终也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更何况，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教训看，如果没有这些领域的发展，中国国家的存在就面临挑战，而人民即使要求得半饥饿的生活也不可能，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应该不会忘记。中国就因为在明、清时代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重要的前沿领域没有自己的份额，导致近代的痛苦一页。

    未来的世界不太可能回复到近代那样的弱肉强食的时代，但是，如果要作为大国而存在，如果有自己作为大国的抱负，那么，还是需要在重要的领域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保持足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那是维护大国根本利益的基本办法。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所必须付出的必要成本。古代雅典人在与米诺斯人的辩论中的有些语言过于咄咄逼人，过于现实主义的思维，不适用现代，也不适用中国，但有一句话还是可以借用在这里：“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摸一样地行事”。中国的行为只是中国作为大国所做的最自然的事情，也是值得做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计算可以说明的问题。

    要作为大国而存在，也还需要承担大国的责任和义务，成为受人尊重的泱泱大国，一如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对世界的贡献，在新的世纪能够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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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实力相关

    霸权主义政策的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推崇所谓的‘软力量‘或‘软实力‘。所谓‘软力量‘、‘软实力‘是一个与军事实力、资源、经济总量、经济竞争力、科技教育水平等相关的概念获得软实力主要靠发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设定国际议事日程的能力、创立与自己体制一致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机制的能力。总之，拥有强大‘软实力‘可以对一个国家在增强道义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军事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就达到了政治目的。相反，也许赢得了战争反而输掉了政治。军事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强大的军事实力虽然可以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但要实现政治战略目标，还得靠政治威信和影响力，即“软实力”。

    “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的跟随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譬如说中国的孝道，与之相关的尊重权威，以及集体主义等理念。但中国要变得使世界相信并接受自己的魅力，首先必须将经济改革顺利完成，同时也需鼓励更多的百姓参与政治。

    很多人讲起一个国家的实力就马上会想到经济、军事、政治等客观存在的要素，但事实上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实力。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直接的在这方面竞争，但文化的吸引力最终也可以用来引导别的国家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人们平时很少注意到这“第三维”的实力，但它确实存在。

    5现在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不能解决的。环境污染、sars、国际恐怖主义等等都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

    6世界确实需要某个领导。如果没有人来带头的话，一些超越边境的集体性问题将会无人管理，最终影响到全世界的安全和发展。大国不仅有这个能力，而且有义务来带这个头。历史上英国在19世纪成为了这么一个领导，它通过自己的扩张在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和航海自由。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世界在英国的巅峰时期并无战事，而且经济有了极大程度的发展。

    但是大英帝国同时也激起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反感。这是因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是不合理的。这个制度的残忍性已经被历史证实。

    难道美国就不会重演这样的殖民主义？你看今天的伊拉克？

    美国确实是不适合做一个殖民主义的帝国。美国其实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控制比大英帝国小了很多，虽然美国各方面的实力都比大英帝国在巅峰时期要强上几倍。美国在历史上从未舒服的扮演过帝国角色，美国的国会和百姓都从未认真的准备过在海外设立政府，从事国家的建设和治理。美国人培训出的军队最拿手的是一脚把门踢下，将独裁者吊起来揍一顿，然后立刻打道回府。他们不擅长留下了建造一个民主国家，这要比打仗难很多。

    7多元文化的世界

    所谓的世界范围的“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世界上的文化有多种多样，而不是就你本族文化这么一种。“多元文化”意味着你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作为大国，你应该支持小国的发展，给小国机会让它们表达的文化。这样世界的多元就能保留下来。在全球化的前提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考虑到他国特别是小国的利益，应该容忍不同并接纳这种不同。

    我说过“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的跟随你。欧盟有不少“软实力”。你看中欧的一些国家，包括土耳其都被欧盟所吸引。一些军事上并不强大的小国如瑞典也具备一定的号召力，因为它们文化上有让人着迷之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它们的特殊政治理念和悠久的传统文化，也能表现出“软实力”。

    8作为国家力量中的非物质因素，软国力近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谈及。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就是吸引力，而“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强迫其他国家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硬实力通过威逼利诱令其他国家去做它们本不愿做的事情，软实力则通过吸引其他国家支持自己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它就无须把钱花在威逼利诱上面。

    9软实力通常源于文化魅力、思想影响和凝聚力等政治理想或涵盖他人利益的政策方针

    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既包括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等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即作战经验和先进的指挥理念、军队作战实体结构等等

    “力量是什么？简单地说，力量就是有能力实现你所要的结果，并且如果有必要，令其他人改变态度以达到目的。……现在，力量就是在国际比赛中握有大牌。如果你把大牌展示出来，其他人可能就会就会袖手旁观。当然，如果你牌出得很差或者成了恐吓和欺骗的牺牲品，你也会成为输家，至少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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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航行与作战技术导论

    卷一　太空航行导论

    第一节　太空航行器推进技术　第二节　第一种推进形式之火箭推进系统　第三节　第一种推进形式之各式火箭推进系统　第四节　第二种推进形式：星际冲压喷射推进系统

    第五节　第三种推进形式：光压推进系统与磁压推进系统　第六节　三种推进形式系统的比较　第七节　太空航行原理与一些初步概念

    卷一　太空航行导论　第一节　太空航行器推进技术

    任何离开地表进入太空，以及在太空航行的人造飞行体，其最根本的就是它的推进系统。没有它统其它的一切都不用提了，因此推进系统就是太空船的心脏。不同的太空船推进系统将会直接影响太空航行的型态。而所有推进系统的原理都是植基于物理学上动量守恒定律，简单来说就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所有推进系统都是使用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的反作用力效果来使航行器前进。在地球上，主要是以外界的物质来作为获得反作用力的对象。比如陆地上用脚，或用轮子的摩擦力来产生反作用力，水面船舰用种种方法拨动海水以来获得反作用力使船舰前进，飞机则是以螺旋桨或喷射引擎等拨动空气来获得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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