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裁定下来。有传闻说开发公司给中院做了很多工作，市政府有关部门也倾向于开发公司，因为假如开发公司败诉了，全市至少还有几万户居民会揭杆而起，与他们的房屋开发商对薄公堂，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听了这些传闻，情绪都很低落，对打赢这场官司普遍信心不足。有的原告甚至公开表示后悔，说狼没套着，又多赔去了一个孩子。是啊，为了打这场官司，花去的精力不说，仅律师费、诉讼费、测量费等等加在一起每户人家就过了4位数。这事不说也罢。

    2不安于室

    一眨眼，我们已经在马家湾住了4年了。我想说的是，虽然马家湾的环境卫生不太理想，面积还短斤少两，但凭良心说，比起原来黄泥南路的“水牢”，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至少你可以关起门来，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没事别往外面瞅就是了。假如你嫌窗下的臭气熏人，就再把窗户关关紧，轻易不要打开它。你想想，你的房子才一千元钱一平方，我们都知道一等价钱一等货的道理，你能要求它好到哪里去呢？

    1999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江南小城市，理想地段的房价在2500元／平方左右。中等的在1600元上下。听说省城南京的房价正好是我们的一倍，也就是说，在南京的理想地段，7万元钱也许只能买一间厨房，或者一间厕所。这样一想，你大概就会心平气和多了。

    问题是我的妻子孙燕就不这么想。也许是她天天上下班，对“环境”接触比较多的缘故吧（我在大学里做教书匠，不用坐班，一个星期才出去两三次），加上她有个业余爱好，即喜欢上别人家的“新房”去参观，一边参观，一边自然就会在心里拿自己家的房子去和它比较，就像男人喜欢拿他每遇见的一个女人去和自己的妻子比较一样。这样比较的结果，喜新厌旧的本能便无疑被加倍地激发出来。

    “不安于室”，又眼高手低，真是要命啊，胃口大了，脾气比胃口还要大，这样下去不吵架才怪呢！但除了吵吵架，生生气，又没有任何其他的实际收获，真是要命啊！房子这东西又比不得人，你厌弃一个旧人，看上了一个新人，你还可以离了旧人去和新人结合，可是假如你看中了一套新房子，你又怎么去和它结合？

    真是要命啊，所以说，人这东西在房子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不值一提呢。也许这就是我们家房子越换越好，吵架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的原因。

    前面说过，几天前，为房子的事，我和妻子吵了一架。我还说过，我妻子身上新添了个业余爱好，即喜欢上别人家的“新房”去参观。近年来她的这个业余爱好明显有往专业爱好上发展的趋势。过去女人们大都爱逛街，哪怕累死累活地逛上一天，什么也不买，这种奇怪的爱好常常使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针对这个现象发明了一个词：“性沟”。近年来，据说中国的女人在原有的热爱逛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项：即“逛房”。听说什么地方正在（或正要、将要）砌房（或开盘），她们必定要成群结伙去逛上一逛，哪怕她根本不想买房。当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抱着一点买房（或换房）的念头去的。

    自从福利分房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被取消以来，“性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房子似乎也成了女人的一种时装。

    （如果有兴趣做番考证，女人的这种想法也并非毫无道理，古时有个诗人叫刘伶的，曾病酒装疯，整天赤身捰体在房子里转来转去，朋友劝他穿件裤子，以免有人进来撞见了不雅，刘伶说：天是被子屋是衣，谁叫他们钻到我裤裆里来的？……）

    我妻子孙燕染上这种爱好的原因自然是想换房，她整天打着换房的旗号，上班时间跑出去看房逛房似乎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这样做的结果，弄得不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又要买房子了，一见面就房子长房子短地问个不休。这且不去说它。

    这天晚上孙燕很晚才回来，一看她神情异常亢奋、像刚刚被打过一针兴奋剂的样子，就知道她又看中了一套什么房子。孙燕平均每隔几天就要看中一套房子，几年累计起来她看中的房子足有一百套了，你看要命不要命。而且她每看中一套房子，就要在你耳边宣讲不休，直到你答应第二天陪她一起去看房。次数一多，我就掌握了规律，只要看见她神情一亢奋，我立马答应明天陪她去看房，省得她一晚上在你耳朵根上喋喋不休地，吵得你睡不着觉。当然我这样做，孙燕是不过瘾的，我也知道：有话憋住不说，既有损身体健康，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这天也属于这种情况。孙燕又看中了运河路的一处房子，她不仅画出了示意图，还从开发商那里拿来了房子结构的图纸，并且说已经初步谈定了价格：1400元／平方（原价是1600），带楼阁的6楼，两室半一厅，建筑面积约88平米，另外楼阁约30平米奉送。

    我一听这价格，一听这地点，兴趣就不大。现在的房子，越靠近市中心价格越高。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我倒倾向于清净一点的郊区。没听说吗，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有穷人才住在闹市。因此，从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十年、二十年之后，假如我们国家真的变富强了，马家湾这样的地方未必不会走俏、增值。

    但我的妻子孙燕坚决反对我的发展眼光，她把它称之为“书呆子观点”。她最有力的一个论句是：“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我们都变成灰了，就算不变成灰，也老得嚼不动了，增值还有什么用？增你个大头鬼！……”

    你听，用这样的语调说话，能不吵么，不吵起来那才叫怪呢。

    我算明白了，归根到底，女人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城市动物，她们无可救药地为热闹和时髦而生，而死，无可救药。有人说女人最怕衰老，但按我最新的理解，她们最怕的是不热闹和不时髦，是冷清、寂寞、孤独、荒凉，也就是无人理睬。我是这么想的，假如一个女人从来没有人去注意她，那么，她是年轻还是衰老就无所谓了，你说是吧。

    ……

    在下面这节里，看来还有必要把马家湾的环境向大家辩证地介绍一下。我的意思是说，马家湾除了上面说过的那些缺点，它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它附近没有什么有污染、有噪声的工厂，白天晚上都很安静，它靠火车站也不算远，大约两里路的样子，火车的汽笛声在白天听上去刚好像蚊子叫。

    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紧靠一座叫宝盖的小山，二十多米高的一个土丘儿，从我们住的楼下出发，不稍五分钟，就能爬上山顶，山顶上圆圆平平的，真像一只大锅盖。宝盖山原来是一座荒山，自然地长着一些树树草草，近年来由于它周围的居民日益增多，上山练气功的人渐渐把上面踩出了一条椭圆形的环型跑道，还有人砍了些树干横绑在两棵树之间，权当单杠和坐凳。我平时不坐班，白天在家里时间闷长了，总喜欢往山上跑。山上那么清静、清新、清爽，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城市再也找不出第二处了。

    想想以前住在黄泥南路（听听这名字！）的情形吧。我们的房子前面紧靠着一家救护站，那儿不分昼夜随时都有可能响起救护车的警报声。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的房子后面还紧靠着一家水泥厂，那高大笔直的烟囱好像就竖在我们的房顶上，它庞大的粉碎机发出的轰鸣使我们脚下的地时刻在颤抖，碗橱里的碗啊玻璃杯什么的终日发出叮叮当当的碰击声。但这还不是最不能忍受的。想想空气中无所不在、无缝不钻的那些水泥灰尘吧，你一走出门外，就能感到它微小的颗粒沙沙地落在你脸上以及所有裸露的皮肤上，还有点热乎乎的。它的灰尘如此之小如此富有酸性粘性和渗透性，时间一长，你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掉，于是你的皮肤便会像水泥厂的那些操作工一样，渐渐发灰，发黑，最后的结果大概只能是无限近似于一片干枯的树皮。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室内，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将门窗紧闭，再拉上门帘、窗帘什么的，与外界彻底隔绝。告诉你吧，实际上我们住在黄泥南路的5年就是这么干的。我们自己把自己与世隔绝了5年。室内终日不见阳光，也没有新鲜的空气，只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我们终日开着日光灯照明，开着取暖器企图烘开空气，每月的电费总是别人家的好几倍。但就这样，可恶的水泥灰还是没有放过我们。我们简直弄不明白它是从哪儿钻进来的。

    举个例子说，你夏天睡在凉席上，一觉醒来，凉席上就会“烙”上你人形的烙印。和朋友下围棋，把棋盘揩干净了开始下，一盘结束后，棋盘和棋子上便均匀地落上了一层灰。如果不是1995年夏天的洪水把我们从那里硬冲出来，说不定现在我们还在那座“水牢”里蹲着呢。

    这样一说你大概就清楚了，和“水牢”一比，马家湾就简直成了天堂。

    第十三条婚规：非房勿扰生米煮成熟饭

    辣文更新时间:2011-12-1916:16:08本章字数:5388

    假如再把时间往前面推一推，推到1991年之前，情况就更不堪回首了。那时我在江城根本没有自己的房子。

    说来话长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北一个叫麻县的县城，离我的家乡江城约有一百公里的路程。由于当时的人事制度很死，大学毕业生从江北往江南调动非常困难，我就悲观失望了，就在江城找了个对象（高中时的女同学），结婚了。她就是孙燕。

    婚后第二年，我就把孙燕调到了麻县。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由于改革开放的结果，人事制度又渐渐松活起来，加上企业的效益在渐渐滑坡，大学毕业生也渐渐不被当作宝贝看了，想调走的基本都同意放──只要对方有单位接收就行。于是到了1989年夏天的时候，我调回老家江城的努力终于有了点眉目。

    我的接收单位是江城的一所职工大学，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长是我中学时的老师，他对我比较了解，也比较信任，调动的事，他可以说了算。在调进时，我按规定与校方签订了一份“永远不要求学校解决住房”的协议。据说当时这是大多数单位人事调动的一个先决条件。你可以想像，签那份协议时我的心情有何等的悲哀。

    还要说明的是，当时我是只身一人过来的，把28岁的老婆和3岁的儿子扔在了麻县。那年我正好30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而立之年。

    ……

    写到这里，我回头看看，发现这篇文章不太像小说，而近似于一份详细的简历。可我又感到无可奈何，因为房子这玩艺儿，它确实紧紧地伴随着我生命的历程，也狂影响着我的人生。

    ……

    调回江城以后，我无处居住，暂时和我的母亲和继父挤在一起。不用说，这够别扭的。不久，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我姐夫从部队转业了，当时他是连级军官，在部队有一间10平米的单人宿舍，地点离我们那所职工大学不远。我姐夫和营房科的人拉拉关系，获准暂时不交宿舍，借给我暂住。

    于是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窝。

    但这个窝还不能给学校知道，知道的话，你就更没有希望从它锅里分一勺了。虽然我和学校签订了一份“永远不要求学校解决住房”的协议，但我听说在我之前同样签了这种协议的同事后来也逐步啃到了一点儿西瓜皮。

    有个要好的同事叫尹间的告诉我：如果想吃到瓜瓤，第一步必须设法住进学校的教工集体宿舍。尹间还具体教作的办法：不要向学校打申请，你打申请他是永远不会批准的，你只有找个空床悄悄地“借住”进去，把生米炒成熟饭再说。尹间的这句话让我想起很多男人谈恋爱时常常使用的花招。

    经过一番侦察，我发现有一间集体宿舍还没有住满，只住着一个姓卫的青年教师，但彼此不是很熟悉。尹间告诉我，小卫喜欢下围棋，而且棋瘾很大，如果他宿舍里能多一个下棋的伴儿，他肯定会高兴的。

    告诉你吧，就为这句话，我居然成了一个围棋爱好者。我临时看了一点围棋书，打了武宫正树和聂卫平的几局棋谱，就冒充说会下围棋，和小卫泡上了。当然我是屡战屡败，小卫也赢得心花怒放。当时我除了跟小卫下，还经常晚上跑到校长家里去下，我知道我们校长当中学教师时就喜欢下棋，还是小卫的师傅。开始我不过是为了床位在做做戏，不料后来渐渐假戏真做，一下子就迷上了围棋。经常在小卫宿舍里杀得深更半夜的。

    有一天夜里忽然下起了雨，我就趁机说不回去了，就睡在这张空床上吧。当时是初秋天气，不是很冷，床上的设施不很复杂，这第一夜很快就熬过来了。

    万事开头难，凡事有了第一次，下面就很难刹住车了。第二天中午，我从家里带来了一套垫被盖被，往那张空床上一放，说，以后再下雨下雪我就不怕了。

    就这样渐渐渐渐地，我住在宿舍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不分什么下雨不下雨了。

    有一次我和小卫一起在校长家下棋，我当着小卫的面对校长说，现在我和小卫住在一起，小卫挺照顾我的。校长说这样也好，省得和你妈妈他们挤在一块。校长还说：你们都是我的学生，现在在一个单位工作，应该互相照应些。听上去，我和校长好象达成了某种默契似的。为此，我深深地感激他。

    又过了些时间，我跟小卫要宿舍钥匙来配一把，小卫犹豫了一下，但不好意思说不了。

    好了，你知道了，我是怎样一步步把生米煮成熟饭的。这一招虽然有些下作，但你不得不承认，它挺适用、挺有效的。

    ……

    算起来，我在学校住集体宿舍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近一年。这一年里，还真有些故事可以一讲呢。

    当时我的儿子四岁了，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在江城找了个关系，在一家幼儿园借读。儿子有时候和我住在部队宿舍，有时候住在学校宿舍，挤在一张狭狭的单人床上。

    就这样，我们爷儿俩从秋天混到了冬天。

    学校一放寒假，我和儿子就去了苏北的麻县──孩子他妈还留守在那里，她没有寒假。临近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再从麻县回到江城来过年，然后呢，我们再回到麻县去过完剩余的寒假，再然后，再回到江城开学……就这样来回折腾。

    后来孙燕娘儿俩的人是调过来了，他们的户口却过不来——因为迁户口每人要交七千元钱的“城市建设费”。当时的七千元钱相当于我一个大学教师近三年的工资总和。当然这和房子关系不大，不说也罢。

    过完了1991年春节、寒假，我和儿子回到学校，发现教师集体宿舍的形势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我们的宿舍楼在校园内，放寒假了，校园里头头脑脑走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住校的那些青年教师就开始乱搞，乱搞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房子。宿舍楼里有几位结了婚的青年教师，每户一间，但他们都抱怨不够用，没有厨房什么的，于是寒假里趁学校不设防，他们就乱抢房子，乱占地方。

    其中胆子最大的要数陈立了，他把三楼的一大间学生会活动室给“借”了过来，当厨房用，兼做小孩烘尿布的“烘房”──他将上百块尿布像万国旗一样挂得满屋子都是，下面用四只大电炉进行烘烤（电费当然是不用他来付的）──这就是“烘房”给我的第一印象。

    开学后，陈立继续强“借”着这块近80平米的地方，看来他想把这么多生米统统都煮成熟饭。陈立的作为倒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为什么不能在上面放一张床呢？……

    讲到这里，觉得有必要交待一下故事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新盖的一幢住宅楼正在搞分配，共是24套，分了好长时间了，还没有分下去。分房规则采用的是打分制，分数高的有优先挑选权。结果前24位都是老年和中年教职工，没有35岁以下的份儿。前24位再将自己的旧房腾出来，又产生了24套（户），如此循环，从数学理论上说，似乎可以无穷尽地分下去。

    其中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副教授晚节不保，突发奇想，他搬进了新房，却又不肯让出旧房，而等着要搬进他旧房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我的好同事尹间。

    尹间一看这情况急眼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撬开了新住宅楼底楼尚未分掉的一小套，突击将家具搬了一部分进去。其中有一些旧家具他不想要了，比如一张断了一条腿的三人沙发（可以展开来当床的那种），给我倒是挺适用的，于是我一要，他就很大方地送给了我。当时我叫了班上的几个男学生帮我抬到了三楼那间“烘房”里，摆在一个角落上，断腿的一角找了几块砖头垫垫牢，一张在我看来很奢侈的床就此诞生了。

    陈立闻声跑过来视察，连声问这床是哪儿来的，我跟他来了个小幽默，说：“尹间抢学校的房子，我们就抢他的东西。”

    这家伙愣了半天，居然没有反应过来，还傻鳖似地问：“这话怎么说，为什么他抢学校的房子，我们就好抢他的东西？”

    你一看就知道这家伙的智商等于几了。告诉你吧，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教师队伍里可是比比皆是呢。

    我提高了声音冲他说：“你还傻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抢！再迟一步，好东西可就让别人抢光了！”

    你猜这家伙怎么样，他像个傻大兵在战场上听见了冲锋号，拔腿就往楼下跑去了。

    事后我想陈立这家伙肯定挺后悔他没有把他的“烘房”守牢，没有实施一步一锁或者人离门锁的政策，现在被我“突袭”进来了，他也没有办法把我轰出去，因为“烘房”也是他非法占领的房子，他没有理由轰我。

    当然他可以跟我捣蛋，让我住不安生。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将在下面专门讲到。

    前面说过，这“烘房”原来是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室，共有四间，80个平米，平时多用来做跳舞场所，所以房顶上还挂着一些彩灯、彩纸之类的装饰物，当然这些装饰物现在都一概被陈立的尿布代替了。我所需的地方并不大，也就一个角落，五、六个平米吧，因为我当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沙发床，一张旧课桌两张旧板凳（上面摆一些脸盆、牙刷牙膏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能占用多大的地方？角落里只有两面墙，另外两面我用铁丝拉起了两块床单，聊以遮羞吧。但比起小卫的集体宿舍，我和儿子毕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生活正在一步步地好起来──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第十三条婚规：非房勿扰蜗居岁月

    辣文更新时间:2011-12-1916:16:18本章字数:5401

    下面，继续来说我和房子不得不说的故事。

    还是从1991年说起。我们在学校集体宿舍的“上甘岭”熬过了春天，迎来了夏天。

    夏天到了，离放暑假就不远了。于是我就天天盼着早点放暑假，好带着儿子回到苏北的麻县去──那里有我们的一小套住房（一室一厅），它至少不会让我们时刻担心自己的中暑问题。

    提起麻县的这一小套房子，也是一肚子的辛酸苦辣。当初为这套房子，我们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代价？结果刚住进去不到三年，又要告别它、丢弃它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早知调回江城要受那么大的罪，我为什么又非要调回去不可？人家是三十而立，我却是三十而弃──回到一无所有，一切从0开始……

    我不知道自己中了哪门的邪。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能怪我们自己。

    记得那是1987年春节，我算正式拥有了麻县的那一室一厅。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三口是住在一间和草窝差不离的抗震棚里。

    那棚子是1976年防震抗震的时候搭的，墙、房顶和门都是芦席做的，四壁透光，下起雨来，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下大了还会淹──你一早起来，经常发现你床前的拖鞋、脚盆、小木凳等等都已飘得不知去向。

    告诉你，我和我妻子孙燕就是在这样的棚子里结婚的。换句话说，这间芦席棚曾是我们的新房。

    我们结婚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双方家长对我们的婚姻虽然不反对，但也不很赞成，尤其是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时间太短，结婚太早了，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他们都没有准备。

    我单位也说这样的话。刚分来时，我住厂里的集体宿舍，第二年我要结婚，厂里说没有房子，只有先到抗震棚里过度一下。当时我们太年轻，也不觉得抗震棚有多可怕，心想过度就过度吧，没想到一过度就是四年多。

    刚住进去的时候，我们把芦席墙用旧报纸糊起来，上面再糊上一层白报纸，有人建议我们用马粪纸什么的拉个顶，以免看到屋顶上的芦席和窟窿眼儿，我觉得太费事，再说又不打万年桩，抱着这样的想法，就没拉什么顶。

    床呢，就是集体宿舍的那张单人床，居然也用它睡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后来厂领导出于关心知识分子，让行政科借给我们一副床板，共两张，拼起来约有四尺宽，但妻子觉得它太硬，就没采用。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它闲置着的，我们找来一些砖头，把木板垫起来，当长条桌使用。

    在此之前，我们的桌子是由我的木箱来充当的，至于凳子，将脸盆倒扣在地上就成了……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新房。我敢拿十元钱和你打赌，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像这样的新房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经常拿这个事例来教育我的孩子，还有我的那些学生们，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毫无愧色地把自己塑造成“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一个典范。我对他们说：这样的奇迹，你们这辈子包括你们的后代恐怕是再也创造不出来了。

    说真的，我不知道时代是不是真的进步了，我也不知道现代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我只知道，我和妻子的婚姻之所以经历几次波折而能一直维持到现在，与抗震棚“新房”的这段经历恐怕不无关系。我心里曾一直暗暗打算，一定要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到我的小说作品里去。我自以为这是我的──至少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生活体验。

    直至现在，当我回想起我20多年的婚姻史，我还是坚持认为，住抗震棚那四年的时光是最难忘也是最快乐的。

    10平米左右的窝棚里空空荡荡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单人床，两块床板，几只箱子（用砖头垫着）和一些锅碗杯盆，几乎什么也没有。

    我们唯一“值钱”的家当是妻子带过来的一台老式笨重的录音机，只要我们在家，它总是响着声音陪伴着我们。后来孙燕听说我弟弟报考研究生需要用录音机学外语，她便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

    我们烧饭用的那只破煤油炉还是孙燕当年下放农村时用过的，现在的小青年已经无法想象它是个啥玩艺儿了，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过程中不得不舍弃了。假如保存到现在，至少会给我的儿子多一份见识，多一份教材。那种煤油炉火力很小，不能烧饭炒菜什么的，只能把现成的饭菜加加热。中午的饭菜都是我从厂里的食堂里买了带回来，假如冷了，就用煤油炉热一热。

    我们事先把饭菜分成两份，好留一份晚上吃。开水也是我从厂里打了带回来，实在急需，就向邻居们要一点。邻居们都很好，对我们很客气，经常主动地跑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开水。

    后来我们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就狠狠心买了一只煤炉（记得当时的价格是5元钱左右，占了我月薪的近八分之一）。

    有了煤炉其实也很烦，比如买煤啦，找引火材料啦，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厨房，搞得满屋子都是煤烟和煤气味儿。尤其是刚加新煤的当儿。这当儿我总是把煤炉拎到屋外去，等它正常燃烧了，再拎回来。如果碰到刮风下雨，事情就难办一点，我们只好尽量把那扇芦席门打开来透气，或者就干脆熄了火，在煤油炉上下面条吃。

    不过，有了煤炉，生活上的方便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开水热水就不要烦了，可以大胆使用，有了煤炉，自己还可以炒点菜吃吃，做妻子的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然后回来择菜洗菜烧菜一阵忙，就有事情可做了，看上去就更像一个家庭主妇了。

    记得当时麻县的水产特别便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花5毛钱买了一大串小螃蟹，孙燕回来把它们洗刷干净，用刀切成两半，再用面裹着，又是油炸又是红烧，烧了两大盆，我们喝着葡萄酒，晚上一顿居然把它们全吃光了，这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那情景、那滋味儿可说是终生难忘。

    后来，我又在好些场合吃过这样的面炸蟹，但没有一次能记得这么清楚了。就像人们总是怀念自己的初恋、总是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性经验一样。

    还有一点想补充的是，当时我们没有厨房厕所，也没有自来水，单位只是在路边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公共厕所，厕所旁边立着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像我们这样的抗震棚一共有12户），那里常常挤满了要用水的人，厕所门口也常常排着队。有时候水龙头坏了，关不上，水便没日没夜地哗哗流着，淹了巷子里的道路。

    我们的儿子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直到三岁。

    关于儿子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是夏天窝棚里热得像蒸笼，儿子身上长满了痱子，夜里我们陪他在门口乘凉，往往要挨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屋，夜深了，儿子就睡在地上的一张凉匾里（凉匾是邻居借给我们的，麻县很流行用它来做床），我和妻子坐在旁边，一边不停地用手里的蒲扇为他驱赶蚊虫，一边聊天、唱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

    二是夏天里我们的窝棚淹水时，儿子总是感到特别的兴奋，穿着雨靴在脏水里故意哗啦哗啦地乱踩，他还喜欢坐到塑料脸盆里，试图让脸盆像小船一样地漂起来……

    那时候，我很少听见我妻子抱怨什么，好象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种样子的。

    孙燕当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辈子有了你，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也常常为这句话所感动。我知道，当时，孙燕作为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女工，能嫁给我这样的物稀为贵的大学生，她内心是很感激我的，她内心的幸运感和幸福感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正规”大学毕业生（即七七级），那一年，整个麻县只分配了不到十名，在我供职的近二千人的化工总厂，“正规”大学生就我这么一个“独子”。当时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对我抱着很高的期望。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对我匆匆忙忙找一个上三班的纺织女工结婚都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何以会那么做，但在当时，这一切好象都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事儿，孙燕毅然放弃江南的城市和她的房子（又是房子！），只身跑到苏北麻县的草棚里来和我艰苦奋斗，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我们的眼里，人是第一位的，感情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不重要。我要她来，她就义无反顾地来了，你还想要什么呢？……

    婚后的那几年，也就是在抗震棚里生活的那几年，我们的感情确实很好，连邻居都羡慕我们，他们对孙燕的评价很高，都说我是个“有福之人”。我自己也这么想。

    那几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偶尔斗斗气，一转眼就和好了。记得有一次她告诉她哥哥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她哥哥竟然不信，说“天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后来妻子把这件事悄悄告诉我，那满脸幸福、骄傲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当时我在厂里上班，孙燕在一个乡的文化站上班，她如果先回来了，常常会站到巷子口朝马路上眺望，弄得一同下班的同事都很羡慕我：“看你老婆对你多好，像电影上一样，还站在路口等你呢！”

    另外，我们的棚区供电也不正常，经常莫名其妙地停电，碰到这时候，我和妻子便携手来到马路上散步，聊天，或者听她轻轻地唱歌。我们常常走得很远，不知疲倦，我们觉得小县城的夜景很好看，百看不厌。小县城地处里下河的水乡，小县城里的水和桥很多，我们喜欢坐在桥上，看着水里的灯光浆影，轻轻地唱着歌，体会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那种意境。

    我衷心地谢谢你／那番关怀和情意／如果没有你爱的滋润／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

    第十三条婚规：非房勿扰分房大战

    辣文更新时间:2011-12-1916:16:18本章字数:7748

    想当年，我们蜗居在草棚里等分房，一等就是四年。

    单位的三幢住宅楼建好以后空关了三年没有分掉。当然不是房子没人要，而是恰恰相反，要房子的人太多了，怕打破头。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要孩子的，但听说有孩子的夫妇可以优先分房，我们就改变计划把孩子生了下来。

    记得妻子临去省城生养的前一天，我们专程去了一趟厂长家与之告别。其实告别是假，谈房子的事情是真。

    孙燕挺着个大肚子，让我们的厂长吃了一惊。记得那是1984年的冬天，厂长对我们说，快了快了，我们准备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厂长还说：等你们的小宝宝生下来，回到麻县，就不用再住抗震棚了。

    听厂长这么一说，我和孙燕的心情便好了许多。谁不想有个像模像样的家，谁不想有个自己安逸的藏身之所？

    在去南京的长途汽车上，孙燕便开始一次次地设想、规划我们新房的蓝图──直到我们的儿子长到三岁。

    每年冬天我们的厂长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但每次都有人威胁我们厂长，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让厂长过不好年。你想，厂长也是人，他也想过个欢欢喜喜的春节，所以，他只好让新房一年又一年地空关着，让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望梅止渴。

    本来，我是住不上新房的──虽然我一直自认为，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正规”大学生、“正宗”知识分子，进新房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的新房有一室半厅、一室一厅和一室半一厅三种规格，我心不黑，心想哪怕给我一套最小的一室半厅的就行──总要比抗震棚强吧？但后来有可靠的知情人偷偷告诉我：新房的分房方案中没有我的名字。

    在这篇小说里，我仍不能告诉你这个告密者是谁，因为我曾向他发过誓：我将用我的人格担保。假如我没有如此可信赖的人格，他是绝对不会把情报告诉我的。我相信他的情报是准确的。

    说实在的，这个情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暂时没有把这个情报告诉妻子。可时间不长，孙燕就察觉到了，就猜到是房子出了岔儿，就拉着我到处去找熟人，去找关系。

    她们文化局一位年轻的领导给她出主意说，他和某副市长关系很好，他要我们写封信，由他亲自交给这位副市长，请副市长在信上批示一下，再转到厂领导手上，这样一来，厂领导非重视不可。

    我们于是依计而行。我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我不要厂里任何“照顾”，只要它公平对待我就行。

    时间不长，那个可靠的知情人又偷偷地告诉我：分房方案中有我的名字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孙燕，她马上说：“问他是大户小户？小户不要！”

    后来又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是中户，一室一厅。孙燕又说：“中户太小了，要不然再去找副市长，要个大户，争取一步到位。”

    我说算了，我们科长连小户都分不到呢。孙燕又说：“那你去找那个人，要个好楼层，一楼六楼不要，一楼太脏，六楼太高，夏暖冬凉，水压不足，还会漏雨。”

    我说好吧。其实我并没有去找那个人，即那个向我通报消息的同事，他确实是分房小组的成?br/>